准备

今天上完了研究生期间的最后一堂专业课，我很满意。回来的路上，我在想为什么这堂课我听进去了，而大部分的课程我都认为是在浪费时间。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对于今天所讲的领导理论，我很感兴趣，在私下里做足了功课，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框架；其二是，对于各个理论之间的细微差别与内在联系，我还没有完全吃透，存有疑惑。而老师的作用则体现在，让我的思维框架更加丰富、完整；打通了我此前没有理顺的关结。从中我有两点心得：1.有体会才有共鸣；2.有益的教学方式在于点拨、诱导，而不在于传授知识。

我对商学院研究生教育模式的厌恶由来已久。这段时间读明茨伯格的《管理者而非MBA》又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他在书中谈到，MBA教育是以错误的方式培训错误的人，并且得到了错误的结果。这个逻辑放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下也同样成立（以下所谈的教育模式问题仅限于商学院研究生教育范畴，为简洁起见，不再赘述）。

我认为其中最荒诞的一个现象在于：对着一群压根儿就不想搞什么科学研究的学生大谈学术问题。这其中的主要矛盾在于：错误的定位。在国外，研究生教育主要有两个作用，其一，作为淘汰不合格的博士生的一种备用手段；其二，作为满足继续读书愿望的本科生的一种折中办法。我觉得这两种定位都很健康。所以，国外的研究生教育普遍很短，很多只有1年。你看国外工商业人士的简历上，很少有出现“管理学硕士”这个词儿的，大多就是本科，工作了一段时间，可以再回炉读个MBA什么的，基本上完全应用导向。但我们的教育模式就很怪异了，我们是2年时间，以前还是3年，更要命的是，我们是对着一群压根儿就没有学术热情的本科生进行准博士生的备用教育，其手段是大量的论文阅读，其结果是炮制出一篇又一篇——看上去很规范的，但也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甚至他们自己以后也懒得看的——学术论文。然后拍拍屁股走人。

如果你以旁观者的姿态，老远一望，你甚至会纳闷：这伙人到底在搞干什么？

所以在这种错误的定位下就没法不出错。结果你看，这个体系中的所有人都在不知所措——学生们跑出来抱怨：我们多读了2年，但没发现和本科生有什么不同啊？——老师们就赶紧跑出来安慰他们：本科生是 know how，你们是 know why 啊！层次不同！——其实这话最骗人了！如果你继续去读博，继续去 why 去了，那这两年就没有白念了！但遗憾的是，你出来之后还是要找 know how 的工作，干 know how 的营生。企业需要你的执行力，而不是思考力。运气好的话，熬上个3、5年，你终于熬到了 know why 的位置了，结果发现，企业教给你的那一套 why，似乎更管用！

那么，我们的研究生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直面这个问题非常尴尬，因为我们正试图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假设出发，推导出一个似乎合理的答案。于是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成了这个样子：从偏向应用转向偏向研究，从职能教育转向专题讨论，从教师主导转向学生主导，从阅读教科书转向阅读学术论文。其结果是：学生们的英文阅读水平、PPT制作水平倒是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在这其间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并且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很多课堂变得匪夷所思：学生做PPT，还有写结课论文，仅仅是为了应付老师。

有趣的是，我们的老师还特别认真负责，我把他们比喻成不肯断奶的老妈子：学生不肯学了，他们还真跟你着急，一逃课就跟你凶，明明已经过了吃奶的年龄，但还硬要喂。结果老师越负责，学生越苦不堪言。他们就没有想过，这些学生为什么要读研？我说我们的社会尊师重教的传统太过严重，结果出现了用人单位的两种倾向，其一是，误以为研究生的水平就比本科生高，其二是，明明知道水平差不多，但是觉得硕士比本科光彩。所以，我们的学生读研基本上就是功利导向的：给我一个文凭！对于保研一族，他们很难得到本质的提高，因为已经学得够扎实了，或许他们在入学的时候还指望多学点东西，事实上也是，4年的学习变成了6年，怎么都能多学那么一点点，但是在时间成本考虑并不划算；对于考研一族，倒是有一些实际的利益，比如换一所好学校，换一个好专业，考研热主要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研究生教育的这种本质的不合理性，还裹着一层似乎合理的外衣。想改变它太难了。况且，我们的很多教师也从来没有跨出过校门半步，因此，他们也显然更适合进行研究型教育，从理论到理论，结果是研究模型做得越完美，就跟企业实践走得越远。

在这一系列的矛盾错误之下，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修正，让损失尽可能地减小。从学生这个角度，我说一点自己的经验之谈。我认为商学院的教育需要两条腿走路，也就是一直所秉承的哈佛模式与沃顿模式，一条腿是案例学习，一条腿是理论研究。

案例学习的突破口在于对失败案例的分析。就像马云所说的，成功有各自不同的经验，失败的原因就那么一两条。但对于案例的学习，最大的麻烦出在学生身上，他们是一群没有经历过企业实践的人，没有体会，就没有共鸣。同样是《从优秀到卓越》，丁磊也看，你也看，但收益则是天壤之别了。而可取的方式是，模拟一种情景，把自己扔到实际的案例情景之中：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反思自己所犯的错误。

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在于对经典理论的深掘。我甚至认为，近10年来所有新出现的理论、论文都不值得一读。一方面是，这些理论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另一方面是，这些理论大多是在拾大师的牙慧。比较典型的是《蓝海战略》，完全没有超出波特竞争三部曲的范畴，而且肤浅得很。经典理论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它几近完美的正确性，其次是它足够的开放性、启迪性。所谓创新，最便利的途径就是回到源头。中国古代的武林高手总说：万变不离其宗。我认为就是这个道理。

案例学习与理论研究解决的问题是知识的积累，而不是知识的运用。这两者之间的路径是知识的整合。别人说了什么毫无价值，关键是你理解了多少，你进行了怎样的解读，有多少内化成了你自己的知识。我的一个很深的体会是，这种解读哪怕是错误的，也比没有解读强了太多。阿吉里斯曾指出有效的学习途径是通过结合自身以前的经历产生共鸣，汉迪说学习是在宁静中醒悟到的经验。不同的人看到了同样的本质。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怎样表述你的知识，《麦肯锡方法》中谈到过30秒“电梯测验”，指的是怎样在乘电梯的30秒内清晰准确地向客户解释清楚解决方案。坦诚的说，这也是我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进行研究生教育的老师，我只想提两点建议。其一是，进行点拨式教育，而不是填鸭式教育。你所面对的这些研究生，是最善于应对应试教育的群体，他们很聪明，都是看教科书的高手，试问：他们有什么东西学不会？他们比老师更善于学习新知识，记忆力又好。老师所要做的就是引出问题，启发他们的思维，对关键问题进行点拨，而不是让学生去给老师讲PPT。其二是，老师需要稳住心态。对于不想学的学生，完全没有必要强求。你所面对的这些研究生，是出生在80年代以后的个性极强的成年人。他们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研究生教育不是义务教育。他们是拿了家里的钱来读书的，如果他们逃课了，那还是说明你的课上得不够精彩，所以他们更愿意去做其它的事情。同时，教书是老师的天职，哪怕这堂课只有一个学生愿意听，你也应该把课讲好。为什么？因为他想学，你又是老师，你还拿了工资，你就欠他的账。而对于所有不想学的其他人，老师没有任何亏欠，无需强求。

PS：在上研究生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生活会过得很有条理，很有计划性，但反过来看这一年的生活，还是很混乱，很冲撞。这似乎也说明了，战略的计划学派立不住脚。坦诚的说，我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很少，所幸的是知遇了几位非常优秀的老师，而对我收益最大的是，看了50多本商业类书籍，关注过几档商业类节目，参加了几次商业比赛，结识了几位好朋友。在学习方面，我有几次顿悟：第一次是，不动笔不读书；第二次是，无反省无进步；第三次是，方法论是个好东西。在生活方面，也有几次顿悟：第一次是，身体是1，其它都是0；第二次是，父母是生命的一部分；第三次是，家庭比事业重要得太多了。对于人的理解有了几次加深：第一次是，冰山模型与久哈利房间；第二次是，利己主义；第三次是，约拿情结。大彻大悟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把自己想到的东西反过来做就对了。

我想把《追击者》这部片子放在《十二宫》与《杀人回忆》之间，作为刑侦类的影片，《追击者》几近完美，在气氛营造、节奏把握方面，已经丝毫不逊于《十二宫》，而且更具观赏性。所不同的是，《十二宫》和《杀人回忆》一直收着一口气没放，看到最后会有一丝怅然若失的迷茫与伤感；而《追击者》却给出了一个确切的结果，但这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安慰，仍然是惊魂未定，内心被抓得太紧，即使一下子松开了，也是酸痛得很。

事实证明，在韩国电影的工业流水线上，每隔几年总会诞生几位大师级的导演，比如扛着大旗的、曾任韩国文化部部长的李沧东，以及墙外开花墙内香的金基德。但我一直认为，韩国电影界最牛逼的家伙是奉俊昊，最让人血脉贲张的是朴赞郁，最游刃有余的是姜帝圭。而在《追击者》的导演罗宏镇身上，依稀可以看到这三人的影子。

倒着说，先说姜帝圭，这个人差不多只有两部作品，其一，是里程碑式的《生死碟变》；其二，是万人空巷的《太极旗飘飘》。姜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作为一个商业片导演，他洞悉了观众的心理，他知道往哪里捅，观众会大呼过瘾，又往哪里捅，他们会痛苦流涕。撕去一切浮华的外衣，《追击者》是一部注定会成功的商业影片：节奏快，故事一波三折，风格冷峻凌厉，题材敏感，怎么看怎么有《生死碟变》的影子，像风一样奔跑，像黑色一般凝重。

再说朴赞郁，这个家伙就是亚洲版的昆汀了，而且，比昆汀更邪恶，更斗狠。我看《追击者》的时候，眼前几次浮现出《我要复仇》的场景，尤其是池英民折返回去，又阴差阳错地在杂货店把金美珍残忍杀害的时候，我真忍不住喊出“住手”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而这种曲折荒诞与暴力血腥，确有几分朴赞郁的形似。所不同的是，朴的作品是要深化复仇过程中的内心纠结，是“不可撤销”的痛苦，而在《追击者》中，还没有见到类似的深度。

最后说奉俊昊，我之所以认为这位鬼才导演是韩国第一，是因为他的作品总有一些意在言外的韵味。最明显的例子是《怪物》，你可以把它当作还算不错的险怪类影片来看，也可以从中解读出政治、亲情、国民等一系列主题。从形式上来看，《追击者》无疑最接近《杀人回忆》，讲的都是追踪连环杀手的故事，所不同的是，《追击者》一开始就把结果扔给你，然后再把这个故事讲得跌宕起伏，充满泪水；而《杀人回忆》一直是悬而未决，你刚认为有了头绪，它刺溜一下又跑了，而在这个过程中，整个一个年代的回忆如影随形，直到唤起一代人的群体回忆，满眼含泪。

从这个角度来看，《杀人回忆》的水平比《追击者》高得不是一星半点儿。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从《追击者》题材本身可能具有的表现力来看，罗宏镇已经做得近乎完美了，尤其是加入了政治讽刺的色彩，又巧妙地嵌入了小女孩这个人物，使得感情这条线的情绪一直很饱满。同时，他为故事赋予了一种深沉凝重的基调，尽管整个故事讲得酣畅淋漓，水银泻地，但从电影手法上，却是不温不火的老成持重，使得《追击者》看上去完全不像是一部处女作。公允地说，这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看的片子，不可多得，不可错过，而且作为处女作，实在难得！挑剔地说，它在某些关键情节的处理上，同样未能免俗，此外，少了一些应有的粗糙，或者是犀利，最大的缺点是：不够复杂。

今天逛图书批发市场的时候，看到一本小书的书名很有意思，《谁使我怦然心动》，是一位小女子品评图书与电影的集子，我很想把这个书名拿过来做这篇博客的题目，副标题是：我的管理大师情结。我觉得这个略带几分如同少女心头撞鹿似的情愫的词句，很好地形容出了我最初读到这些管理大师时的感受。就像我读到波特，读到明茨伯格，读到阿吉里斯，读到戴明，读到汉迪时的兴奋与狂喜。

总有一种思想使你怦然心动，让你发现，早就有人将你长期以来的想法与感受，一语道破，而且，说得更加全面、清晰、深刻。我总是对这些大师以及他们的思想保有高度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初恋般的热情，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的地步。有时候，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就在下面咕哝：这个思想谁谁谁早就谈过了，而且谈得更为精妙。

我特别迷恋管理学的思想，以至于我们宿舍的刚哥说我这是保留着做记者时的“恶习”，总是喜欢谈论文化呀、社会呀，不像是个商学院的学生。其实也不尽然。上学期我跟青青聊天就说，我一方面喜欢宏观的思想，一方面热衷于具体的实务操作。她笑我人格分裂，我一时无言以对，反正也古怪惯了，不在乎这一星半点了。但我前段时间学了个好词儿，叫“扣其两端而揭”，孔子说的，正好可以用来解释我的这种研究分裂倾向。

套用孔茨的逻辑，我是特别喜欢技巧性技能与概念性技能，这位仁兄曾经把管理学技能分成三类：技巧、概念、人际；用肖知兴的话说，我是格外在意器具与精神层次，这个青年学者把管理学的学习分成三个层次：器具、制度、精神。但我并没有完全摒弃人际，或者是制度维度。所以，我对管理学的学习有自己的划分，分为：常识、逻辑、心态三个方面。

常识指的是一组具体的做法，关注于怎样做才更为有效，比如什么样的广告用语最能迎合顾客的心理需求，什么样的薪酬设计最适合什么类型的企业，概括地说，这组常识关注于怎样“正确的做事”；逻辑指的是一组思想、思维方式，或者说是思维框架，它并不仅仅是在强调“做正确的事”，很多时候，它更关心的是通过严密的分析排除掉肯定不正确的事情，而正确的事情，仍然需要不断试错。而心态，指的则是在常识与逻辑之上的东西，它综合了长期的自身经历与自我思考而自然形成，我们说管理者需要蓄深养厚，修身养气，修身养性，这个“气”、“性”，我以为指的就是管理者在经营企业时的心态。

如果画一个三角形的话，最上面的尖端是心态，下面两个底角分别是常识与逻辑。三个角之间的连线都是实践。当然，与“心态”的连线或许需要高级一点，毕竟需要长期的积淀，需要在企业中做到一定的位置，也需要一点悟性。而作为一个商学院的学生，最需要打通的则是常识与逻辑之间的路径，我以为，企业实习的意义就在于盘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此外，只有常识、逻辑这两者都具备了，才可能在此之上形成心态。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到达“心态”的路径也会千差万别。有的企业家出身草根，有的则受过良好的教育。

这段时间我终于想明白了为什么吾师杨斌在第一次跟我谈话时就说，学习管理学是在学习一种逻辑思考能力。因为常识这个维度，非切身接触不能感同身受，故而在实践中也难以拿捏火候；而心态这个东西，非长期经历，反求诸己不能独立成思，且具有相当的独特性，他人不能轻易复制粘贴。而只有逻辑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固定性，是对企业的经验总结，但很多时候，这组规律不具有绝对的必然性，它更像是圈定了一个范围，正确的方法只存在于这个范围之内，但仍然具有开放性，而诸如SWOT、PEST、五力模型这些思维工具，则是为了尽快圈定出这个范围。

站在逻辑这个角度上看，大师的价值就非比寻常了。他们的思想对于常识、心态的形成有着最直接、最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点已经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他们的思想不仅是经验的升华，思维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这些思想具有足够的启迪性，仍然可以进行重新解读，再生成新的规律，或是思维的工具，某种意义上，这些思想就像是挖掘不尽的宝藏。

为什么要在管理学中谈思想？这点非常独特。因为，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理念驱动下的职业。唯独在管理这个行当，思想可以直接成为一种生产力。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近邻日本在二战之后的崛起，他们凭借着戴明的质量管理思想，在五年之内赶英超美，实现了不可思议的跨越。全球第一CEO杰克·韦尔奇，当年也是靠着一些看似寻常的思想，诸如6个西格玛、数一数二、群策群力、无边界组织，而成就了GE的伟业。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些思想是如此的朴实无华？为什么他们成功了，而别人没有？为什么其他企业总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我觉得有三个原因，其一是：片面的解读，其实任何一种管理学思想，都是从器具、到制度、到精神，一组完整的逻辑体系，而不仅仅一套做法，或者是一组制度，比如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其实在精神层面有着很完整的阐述，而我们往往只学到它的“形”，而忽略了其中的“神”。第二点与之相关，任何一种思想，都需要放在特定环境下进行重新解读，这种思想之所以成功，是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与环境特异性的。还是说日本，它之所以能在战后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此60年前，日本就率先完成了工业化改造。涩泽荣一将西方的科学方法与中国流传过去的儒家思想融于一炉，一手持算盘，一手拿论语，讲求义利合一，带领日本走上了一条独具本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他的影响持续至今。第三点是，这些思想必须经过实践的不断检验，在这点上，我认同明茨伯格的比喻，管理是一门手艺，其过程就像是在塑陶。你需要自己去摸，去碰触，去不断的练，去不断的犯错、总结、再做，才能把握其中细微的分寸感。往往就是那么一丁点儿的不同，其结果就是天壤之别了。

我有时候觉得管理学这个东西很怪。它看似简单，就像彼得斯在《追求卓越》中总结的那样，成功企业的经验往往就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几条，但很多人做不好。其中的原因也可以用上面的道理进行解释。我把管理学的内在逻辑看成一组说得清楚的道理和一组说不清楚的道理。任何一个伟大的管理学思想，都必须同时包含这两部分。它要有一定的确然性，否则不实用；也要有一定的开放性，否则不适用。它要首先是一种科学，此外，也要具备成为一种艺术的可能性。现在市面上充斥着大量愚不可及的管理学著作。我以为，大多是没有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开放性还有另一层含义。为什么管理学不像经济学那样具有理性的光辉，而更像是一门“杂学”？正是因为它具有的这种开放性。对于说得清楚的东西，我们可以进行类似经济学那样的分析、判断，而对于说不清楚的东西，比如路径依存、环境影响、人员心理等等，则需要经济学之外的解读。所以你会发现，管理学的发展上溯到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发轫于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而后来融入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工程学，甚至自然科学，都是为了解决科学方程式之外的复杂性、动态性与不确定性。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企业本就是一个经济实体与社会实体的交集，而它的核心问题是人。管理学之所以朴素，是因为人类本身热爱简单，希望他所处的世界还没超出可以理解的范围，简单、实用、不变的原则是最好的。管理学之所以复杂，是因为经济、社会、人，三者之间的关系纵横交错，且又不断发展、演变，所以，管理学只有恒久的问题，没有终结的答案。

那么，为什么要重读大师，正是因为管理学中还保有一定的确然性，就像物理学定律那样，你可以进行无穷无尽的推演，但初始的基本定律就那么几条。在大师的身上，你总能寻觅到一种先知的味道，他们早已把管理学的逻辑、关节打通，而具体怎样延展，完善，落实到实践，则是后人自己的事情了。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总结：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我以为，我们今天重读大师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PS：《谁使我怦然心动》这个系列将写三篇，下一篇想谈一谈这一年来读研的感受，主要论及三个方面：第一，我为什么认为现在商学院的研究生教育模式有问题，错在哪；第二，我认为什么样的学习方式是适当的；第三，我认为哪些书籍是最值得一读的。最后一篇想谈一谈，我最喜欢的九位管理学大师，以及，我最不喜欢的三位所谓的管理学大师。这三篇文章算是我对一年来学习生活的经验总结，带有鲜明的主观性，也显然会比较极端。当然，我希望这种极端式思考能带来一些真知灼见。

连着两天的夜雨，下得人心里湿漉漉的。天津本来是座很干燥的城市，干燥得没有柔情，只剩下呛人的土气。而在今年这个毕业的季节，雨水却反常得多，雨水滂沱地砸在地上，滴滴溅在离人的心里。

我的心里空落落的。看红薯的博客，这个孩子哭成了泪人；中午去送春春，轻轻的一个挥手，或许两人就此永别；在QQ上跟阿姣说，你们走了，这个学校放佛就成了座空城。我的心里被掏空了一大块。

记得去年7月的时候，我独自走在校园里就是这样的感觉。所有的景物都是那么熟悉，但又觉得是那么陌生。走在任何一个地点，都能回忆起一大串的故事，一大串的人，一大串的笑声，而那些真挚的朋友，转眼都不在了。但那时候，我还有04级大批的朋友可以欢笑，而现在，他们也离开了。我突然觉得属于我的大学时代都已经过去了。这个学校里，再没有几个我可以交心的朋友了。那样的友谊似乎永远都不在了。

前两天跟几个朋友喝酒，我们说，还是本科时候的感情单纯，热烈。那时候大家还小。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想起来第一次看见红薯与小雪的样子，第一次与淇淇、小玮见面的情景。那时候，大家都单纯的像个孩子。四年啊，就这样在彼此眼中长大、成熟，尽管后来变了样子，换了衣装，却瞒不过老友的眼睛。如今，我深深地怀念着那些我们可以彼此无条件陪伴的朋友，怀念着那些可以没有任何避讳地倾谈悲喜的知己。

或许明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也不会有现在的难过。我这几天觉得，本科的时候，就像是初恋，因为生涩，反而多了几分真挚、坦诚、关爱，甚至是傻气，而这种美好的情愫会像烙印一样相随一生；而研究生，就像是二婚，彼此轻车熟路，各取所需，有的或许只是表面上的和谐，而少有心心相映的伴侣。因为这个，今年的六月我格外伤感。

和郝二坐在清华外的一家小餐馆里，我才知道在过去的3个月中，又有4名03级生物技术系保研、保博的同学，相继退学，其中的2名男生是我大学四年的室友。他们走的时候悄无声息，而我因为转系的原因，也疏忽了与他们的联系。再加上去年退学的金涛，保博之后又放弃的lana，当初选择保研南开的同学中，继续就读的所剩无几。而这只是研究生第一年。 

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不是吗？这种状况放到任何其他专业都极为罕见。而对于生物系的学生，早已见怪不怪了。这次退学的一名男生，本科始终睡在我上铺，他是03年考入南开的天津生源中的第二（or 第三）高分（第一高分也在生物）。那个分数，当年高到足以在清华读计算机系。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也是除了五所重点高中之外，唯一超过600分的天才学生，况且家境贫寒，5口人的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当年，他的传奇事迹被多家天津媒体报道。但高考时，姐姐为他做出的一个不慎选择，或许会让他遗憾终生。

另一个男生也和他差不太多。年纪很小，性格有些木讷，也是家境贫寒，而且，妹妹还在北京打工，为哥哥减轻家庭负担。大一的时候，他用功到可怕的程度。我还记得，在元旦前夜，我们灌了他一大杯酒，直接把他放倒了，2个小时之后，午夜12点，他折腾起来看书，说他还不能睡觉，因为没有完成今天的学习任务。我们其他五个人当晚都非常内疚。

我们寝室当年6个兄弟，3个保研，其中一个是直博；1个去了密歇根州立；1个考研未果，回嘉兴老家找工作去了；还有我，转了专业。除了赴美留学的那个哥们儿，其他5个人对生物系的前景都比较担忧，其中4个，直接是厌恶，尤其是我。

我一直觉得生物热是高考热门专业中最大的谎言。仅在南开，这个专业的平均入学分数连续7年全校第一，而在本科之后，在国内择业的平均薪水仅在2000元/月左右，研究生之后，这个数字也难以超过3000元/月。而相比于那些根本找不到对口工作的同学，这个薪水已然不错了。或许，唯一值得骄傲的是，这个专业的出国率一直相对很高，我们年级120人中，有20多名同学飞往北美和欧洲。同时我可以很坚定的说：这些同学是我见过的最用功的一群人，最有理想的一群人，在矛盾之下，最勇敢坚持的一群人！真的祝愿他们能够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You deserve it!

在2年多前，我在“我爱南开BBS”生科院版上曾经大放过这样的厥词：“一个高尖端的学科，一个发展口径较窄的学科，择业范围必然很窄。在这个学科没有产业化之前，多数毕业生将为曾经的选择后悔不迭。一个需要国家政策倾斜，大力拨款扶植的学科，不是一个社会化的学科，更不是一个健康的学科，起码现在不是。生物专业现在很热，以后会更热，但是从‘研究热’到‘产业热’这段路怎么走，能不能走下去，需要多长的时间，都是未知数。生物学科肯定会发展，但是任何基础学科的发展都将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几代基础科研工作者的含辛茹苦和他们仅有一次的青春！”

在2年多前，我因为经常在BBS上大放这样的厥词，而被经常请到院团委“喝茶”，往事不堪回首岁月中，而现在，多半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尤其是对待 Delta。在2周前，我在路上见到了团委的 nklee，他对我也抱有足够的友好，问起我现在的状况，说我转系是个再明智不过的选择。我没有料到他言下的意思，显然有几分是因为这4名退学的同学。但同时，看着自己的断言实现，并且那些曾经过激的言论被越来越多的理解。我很欣慰，尽管这种欣慰一点都不值得开心，而是混杂着两种奇怪的情绪，一种是惋惜与痛心，一种是庆幸与祝福。但在昨天晚上，当我听到杨健又一次若无其事地谈起这些退学的故事的时候，我多半是一种凄凉的难过。

那天我和郝二在餐馆喝酒，他还说想在清华办一本杂志，从各个方面介绍生物专业的情况，读者群面向低年级同学，尤其是入学新生。尽管我不能断定他的这种做法是否必要，是否可取，但我始终欣赏他的热情。我对他的建议只有一个：尽量保证这本杂志的客观公正，积极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办杂志，就不要带任何主观的介入。但我也同时认为，认知一件事物，必须得靠自己去亲身经历、体会、反省、感悟，从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条出路。任何其他人的建议都不会干扰这条认知轨迹，只可能加快速度，或者是减缓。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晚一点知道事实的真相，或许会更好。就像我们寝室去了密歇根的那位哥们儿，现在就发展得挺好。早一点知情，往往会首先乱了阵脚，而失去了更多的选择的可能性。除此，我剩下的唯有祝福，唯有祝福。

PS：前天跟就业指导中心的朱红老师聊天，说起几个创业的故事，其中有两个比较著名的都是生科院的博士，百丽吧的崔怡和寻味网的陈涛。我猜测：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聪明，不如说是被逼无奈。我想起《在路上》的那句歌词：那一天，你不得以上路，为了不安分的心。我不知道03级生物技术的 Mummy同学会不会创业，更不知道他又能做成什么样子。他选择了一条相对保守的路：不喜欢，不从事，但仍要一张硕士文凭。我以前很有些看不惯 Mummy的做派，但现在更多的是理解与尊重。人活着都不容易。

在《个人与组织的未来》一书中，查尔斯·汉迪以这样超然的笔触写道：“随着年事渐长，我越来越关心较长远的事，因为我们向前眺望的距离，就恰似于向后回顾的距离。”他把希望寄托在“年轻的老者”身上，并希望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汉迪是一位早慧的学者，他甚至在40多岁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对于未来的展望。在几乎同一时期（70年代中后期），无所不能的德鲁克也开始关注未来的管理趋势，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将这些思想整理成：《未来的领导者》、《未来的组织》、《未来的社区》等三本著作。

我们迄今无法考量的是，这股对于未来世界的研究风潮，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托夫勒1970年《未来的冲击》一书的启发。但无可置否的是，汉迪、德鲁克们已经突破了眼量上的局限，以领跑者的身份开启了视野宽广的眺望。或许，这些眺望是对于日益变得混沌、复杂、不确定的管理学科的唯一有效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管理学科是一门理念驱动下的学问，而管理，也是一种对于风险与不确定性的预期与操控。

那些关注于现在的管理学家，通常是解决一时问题的好手，但这些偏重于实用主义技巧的研究，尽管也会引领一段时间的热潮，却往往非常短命。比较典型的是企业再造理论。而那些具有开放性的，看起来甚至异常简单的概念，却能够因为不同企业家，不同维度的解读，而日久弥新，《追求卓越》与《基业长青》，或许就是这样的作品。

在现今存世的管理思想家当中，我比较钦佩的是亨利·明茨伯格与迈克尔·波特。尽管他们的视野还不够宏大，姿态也不够优雅，而这两点是我评价大师的固有标准。但他们的才能的确超越了同侪。前者总是能够一针见血地直击问题的本质，胆大、嘴狠，无所顾忌，而且，他的《战略历程》也表明了对于历史与未来的研究热忱。后者足够清醒，以理性的模块化思维，轻易突破了战略管理的疆域，《国家竞争战略》即为例证。

而且，这两位在管理学教科书上已经待了很久的大师，现在也足够的年轻，学术生命力依然旺盛。明茨伯格69岁，而波特，只有61岁。他们分别在34岁、33岁那年，因为《管理工作的本质》与《竞争战略》，享誉世界。他们业已成名，但还拥有足够多的机会，这或许正是时间能够反馈给他们的最好的礼物。

PS：在写编号1的时候，我就做好了写足4篇的准备，并拟好了相应的题目。回过头来看，这些文章很有些自娱自乐的成份，都是我在读书过程中偶发的感慨的集合；因此，也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缺憾与牵强。但这样的写作过程令我感到兴奋、过瘾；却也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个人感情与主观臆断。正如肖知兴所说的：“纵谈古今给人一种独特的智力上的愉悦感，但严谨的理论思考必须小心对不同分析层次的附会性跨越，有时候甚至必须有意地拒绝这种跨越所带来的理论快感。”很显然，我对这句话的后半部分，还把握得不够。

我习惯以一种“优雅而富于张力，理性但充满感情”的语调展开宏大叙事，对于历史坐标有着特殊的敏感，并惯于引用名言、典故，以弥补才智上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以前做记者时养成的劣习，也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通病。但我发现，当我对于一种表述方式的迷恋，已经超过了对于事物本质的探求时，就应当自我警醒了。“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创作冲动误以为是创作才能”，钱钟书先生曾经这样告诫我们。

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与企业家两种无法兼容的社会角色。前者执著于真理，热衷于发现事物的真相与规律；而后者，是天生的妥协主义者，关心的是投资回报率与利益分配。甚至，从来没有过才子型的商人。正如托多罗夫所说的，理性只能用于分析世界，却不能用于改造世界，理性可以诊断疾病，但对于如何治愈疾病，却常常显得苍白无力。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例是：1937年，宏观经济学的守护神，凯恩斯，在美国股市上损失惨重，考虑到第二次破产很可能会损害到他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的声誉，他及时退出了投机者的行列。

人生是快的，这你很快就会知道。当我回顾管理学百年历史的时候，常常会发出这样的兴叹：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而与之相对的，多少大师转眼即成云烟。不消多时，他们就会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并且，还会被一些轻狂的后生一再攻击：他们试图在这些大师的地盘上，勉强找出几个缝隙，钻进去安身立命。或者，培上一层芬芳的新土，招人耳目。前者诸如亨利·明茨伯格，后者诸如汤姆·彼得斯，吉姆·柯林斯，彼得·圣吉。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抱怨晚生了50年。事实上，真正的大师往往会遭遇恰好相反的命运。正如尼采所说的：他们“在死后才诞生。”例如，玛丽·福列特。

那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时代，弗雷德里克·泰勒、亨利·福特、小阿尔弗雷德·斯隆，巨人轮番登场，风头正劲，一时无俩。但是，当他们以极度的理性创造着巨额财富的时候，这些工作疯子们忘记了：其他人都是正常人。所以，当生物学家出身的梅奥提出霍桑实验的时候，世界为之震动了一下，他们感受到了人文主义的温暖。

而在此之前20年，玛丽·福列特就提出了更加深刻的洞见：人是任何商业活动的核心，或者说，人是任何活动的核心。她甚至提出了：没有责任，就没有参与，这比梅奥的工作场合人性化的观点，不知道要超前了多少年。在50年后，她的思想以“授权”的形式为人称道。她主张建设性的冲突，以整合的态度处理分歧，并提出“最成功的领导者能预见而不是去实现未来的前景”，领导是一种“互惠关系”，一种“追随的合作关系”。在100年后，这些观点依然富于现代色彩。

所谓先驱，就是先被时代所遗弃，继而在灰烬后涅磐。但值得庆幸的是，总有一小撮聪明的年轻人会像捡到宝贝一样，把这些思想小心翼翼的收藏好。在若干年后，他们也成了金子。西蒙，赫茨伯格都是这样的年轻人。日后也有一位大师，终其一生，不断提出与福列特相近的观点，他的名字叫做：彼得·德鲁克。后者以这样动情的笔触写下：她曾经奏响了管理学交响乐的每一个音弦，她是管理学的先知。

我不知道对于福列特的忽略，有多少是因为她的女性身份，事实上，她也终身未嫁。但也有极少数的女性管理学家足够幸运，或者说，足够强大。例如，莉莲·吉尔布雷思。她与丈夫一道进行的“动作研究”，在管理学的历史上写下传奇性的一笔。日后，这对夫妇的名字总是共同出现在教科书上，羡煞旁人。史学家雷恩评价，他们的婚姻是现代管理学的运气。

这位幼年腼腆的女性，是泰勒的忠实信徒，毕生致力于消除时间浪费与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她也把自己的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她是美国第一位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她计划生养12个孩子（6男6女），并如愿实现；在丈夫死后，成功地经营着咨询公司；并深入教育领域、政府事务，被列为“有能力成为总统的12位女性”；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美女在80多岁的时候还能进行演讲与写作，她毕生获得了30多个荣誉学位及各种称号，并收获了无数个第一；活了93岁，被后世誉为“管理学第一夫人”。

相比于莉莲辉煌，或者进一步说，彪悍的一生。伊迪丝·彭罗斯的生活归于平淡，她的思想还远远没有受到应有的认可。我们注意到，当企业刚刚起步的时候，管理者的眼睛总是盯着外面的世界。迈克尔·波特，菲利普·科特勒的著作成为人们手中的圣经。但伴随着商业的成熟，资源内生论的思想逐渐被学界认可，杰恩·巴尼扬眉吐气。但在此之前，同时又建立在内生论之上的动态不均衡学说，什么时候才能获得正名呢？只能说她太超前了，当所有人还在考虑创业问题的时候，她已经在谈论30年后的事情了。她是吾师杨斌所青睐的学者。彭罗斯或许会在平静中老去，但她的生命会再次年轻，我坚信。

PS：我以为，一旦女人着迷于一件事务，她们就会显示出偏执狂般的热情，但同时，她们又不会陷入偏执，而往往显露出一种与生俱来的平衡、周全、细致、耐性。这很可怕。当代著名学者徐淑英便是一例。这位执著前行的女性非常符合詹姆斯·马奇提出的教授标准：1.她是那种信心强大到不需要担心是否可以得到终身教授的人；2.她同时也是那种干脆傲慢到不在乎是否能获得终身教授的人。

读到现在，我眼中最强大的学者就是玛丽·福列特。她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出身政治学，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管理经验，她的所有研究工具就是她的大脑。但她的思想却在若干年后，逐渐被学界、商界同时顶礼膜拜。这样的殊荣即便德鲁克都没有。她甚至在100年前就做出预言：“自己的见解可能过于乌托邦了，只能等到千禧年才会被人们理解并接受。”事实证明，她不幸言中。这更让我着迷：那些思想究竟是怎样跑到她的脑子里的？

“我们长期以来的想法和感受，有一天将被某个陌生人一语道破”，爱默生在《我的信仰》里这样说道。其实，我很想把这句话中的“陌生人”换成另一个词：外行人。

赫伯特·西蒙是少数几位我推崇备至的大师之一。所谓大师，就是在你试图表达相关主题之前，他早已在你的正前方设置了重重障碍。有限理性，无疑就是这种让人无法绕过的命题。而且，其所造成的影响蔚为深远。他的理论后来应用到人工智能方面，也同样成为计算机领域的先驱。事实上，他是冯·诺依曼的好友。

在形成《管理行为》的核心思想之前（他年轻得令人嫉妒，还不到26岁，后来的纳什更甚，22岁），他的出身是政治学；而他的决策论思想，主要得益于他扎实的数理基础以及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再加上一点点对于经济人假设的质疑。他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成为决策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这样评价自己：“我不是经济学家出身，所以我对经济学没有无条件的忠心。我接受有道理的，挑战没有道理的。”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马克思·韦伯身上，他所确立的官僚行政组织，成为最早收到巨大实效的管理组织模式，至今依然适用。他是一名社会学家。类似的还有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在管理学领域，他享有 BC 的美谈，意味着：在钱德勒之前（相应的也有 AD，即，在德鲁克之后）。但我们注意到，这位跨时代的管理学大师，当时只是立志成为一名历史学家。还有开创了人本主义关怀的马斯洛，并不意外，他是一名心理学家，一不小心，他的需求层次理论对组织行为学造成了永久的影响。

而这些“一不小心”的背后，除了执著的探索精神，浓厚的兴趣热情，以及深厚却有不拘一格的学养知识以外，我们也要明白：这个世界的真理之间从来没有任何人为的学科界限，它甚至不是线性发散式的若干联系，而更像是一个大大的圆盘，总是有很多空地，等待不一样的人，用不一样的学问，慢慢地把它填满。管理学就是这样的一门学问。

并且我逐渐意识到，管理学的空地，更像是其他更具规模的，边界也更为清晰的圆盘的投影，这些圆盘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甚至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等。而在所有这些圆盘之上，还有一个哲学。诸如彼得·德鲁克、查尔斯·汉迪这样的大师，往往是站在最高层的圆盘上，以思想者的身份，对之下的芸芸众生，热眼旁观。所以，德鲁克才会说自己是一个社会生态学家；而汉迪说，这是一个社区。我说：神的孩子全在上面跳舞，而下届的凡夫俗子们正在忙于商业往来，乐此不疲。

PS：有一个更为诡异的例证我没有列出：全球第一CEO杰克·韦尔奇是化学博士出身。有两点理由：1.他是社会商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我们无需用考量职业经理人的尺度来考量一门学科的进步；2.实际上，这些经理人都是某个大师的门徒，韦尔奇的大部分杰作源于德鲁克的提点。同样的例证还有 GM 的小阿尔弗雷德·斯隆。而在大师领域，没有拿到经济学学位的切斯特·巴纳德也是个案之一，他之所以成为现代管理理论之父，实在是得益于后天的实际管理经验。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他广泛地学习过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

还有一个问题。管理学思想的进步很少出现在教科书里，一些零散的，小规模的专著，往往会造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态势。它只是一枚火种。后世人进行反反复复的修补、整合、编撰成书，事实上是一种才情不足的表现。我喜欢查尔斯·汉迪这样的写作者，他的一些哲学观点，足以推动思想进步与商业文明。并且在我眼里，管理学思想就应该是如此优雅而简洁的。詹姆斯·马奇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想法的美感比它本身是否有用，更为重要。”

管理学自诞生之日就已经死了。工程师出身的弗雷德里克·泰勒，论尽了管理学的理性部分，而亨利·法约尔则以一个思想家的人文主义关怀，讲述了其他部分。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始自“铁锹实验”，而法约尔的研究则从“车床前的工人”开始。泰勒留给我们的思想可以仅仅简化为三个字：标准化。这是实现生产率、劳资双方共赢的必由之路。而法约尔则以一种温柔的野心，提出14条原理，企图覆盖达成这一目标的所有路径。

事实上，他们所说的仅仅是两件事情，用吾师杨斌的话说，管理只有两个职能，其一是构建制度，其二是组织协调。泰勒只说了一个框架，而法约尔则填满了其他空白。而且从实际操作来说，后者的思想显然占了很大的便宜。它可以检验制度，并对其产生反作用。更重要的是，法约尔所提的5大职能，是日常管理者安身立命的根本。

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的话，同样的道理，早已被200年前的亚当·斯密说过了，而且他的思想更加浩瀚、博大。与《国富论》相比起来，他更青睐自己的另一部作品《道德情操论》。如果再往前追溯2000年前的话，远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年代，就已经诞生了两种并行不悖的治理方式，其一是立宪主义，其二是君主教育。

我们再把视角收回来，向泰勒和法约尔的身后望去，唯一可以和他俩比肩的巨人或许只剩下德鲁克。这位穷尽毕生之力，试图打通管理学所有关节的长者，平生最爱自己的两本著作：《管理的实践》与《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前者说的是机制问题，后者谈的是管理者的修养。我们知道，历史从来就是昨日的重演，但在它真正发生之前，我们对其一无所知。或许我们可以注意到，日后德鲁克之所以成为大师中的大师，实在是因为他曾经是这个星球上最幸运的学生，他有两位恩师，其一是凯恩斯，其二是熊彼特。所以，历史的平行线在他身上汇集爆发，并不是什么意外。

PS：前段时间在吾师杨斌的读书会上，我对他发过这样的牢骚：每次听您的课总是很沮丧，我费了好大力气想清楚的一点道理，您早就想过了，而且更加完整、系统。杨老师立即显示出他的思维敏捷与学者式的幽默：“这有什么好沮丧的，我想出来的和你自己单独想出来的，性质完全是两码事；而且，你有什么好沮丧的，我想出来了的东西，你也想出来了，我还比你年长20岁，你还沮丧了，我更沮丧！”

同样的事情也曾在查尔斯·汉迪的身上发生过，他日后写道：“我求学时期所学的东西，现在多半已不记得了，但是那些东西的核心信息（虽然并非有意传递）却很清楚，就是：我们被问到的每个问题，都早已经由某个地方的某个人解答出来了，答案就在老师的课本里面，而我们的任务则是把它找出来，记在脑子里。”

这位优雅的英国绅士后面的话颇为令人欣慰：“多年以后我才了解，我们一生所遭遇的大多数问题，其实多半都是新的。”他接着说下去，大多数的企业问题都属于发散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企业永远饶有趣味的原因，而我们要做的则是：学习之后进行省思，从而带来自我更新。沃兹华斯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学习是“在宁静中醒悟到的经验”。

我最近时常会想念任兵老师，上学期她给我们开过《管理学研究》这门课，至今令我受益匪浅。班上的几位同学也有同感。她让我们在极短时间内接触到了最顶尖的管理学思想、研究方法，今后我们在读任何学术论文的时候，但凡涉及到管理学大师的理论框架，我们基本上都了解过，而且可以自豪地说：我读过他最杰出的学术原文，其主要思想包括……云云。

直白的说，商学院研究生教育的现状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认真备课、讲课的老师实在太少。他们或者忙于学术课题，或者忙于乱七八糟的项目，或者也根本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多数课程流于学生做 PPT，老师做泛泛点评，几番下来，这门课就草草收场，期末交篇论文了事。如果这次不由你做 PPT的话（也可算作幸运了），那你能获得的知识也将非常有限。何况那些不知所云的文章，你本就不喜欢看。而至于期末的那篇论文，似乎旨在考验你的论文拼凑能力，前言不搭后语，写出来的东西自己都懒得看第二遍。我实在不知道这样的研究生教育有什么意义。我相信不仅仅是我有这样的怨言，我也相信这样的现象不仅仅在商学院，也不仅仅在南开。我也知道，单单是我批评 PPT教学这件事，就会有一票的老师跳出来反对：1.我那是为你们好！云云；2.这种模式非常可取，云云；3.你们没有执行好，云云。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会更加想念任兵老师。她没有耀眼的头衔，只是个年轻的女博士、副教授，不算漂亮，看起来傻傻的，打扮得松松垮垮，没有那么多横向课题，以至于连续三年没有人报她的研究生。但她最可敬、可爱的一点在于：她真的喜欢管理学，并始终乐于向学生们传递她的那种热情，那种对于学术的兴奋劲儿，那种对于真理的强烈欲求。她不厌其苦的向学生们灌输最顶尖的管理学思想，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深邃而浩瀚的知识等待你们去学习与挖掘，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更加深刻的快乐，叫做思维的乐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也会叫苦不迭，但在结课的时候，我们会被感动，会被震撼。她什么都没有做，除了，燃起了学生们的求知热情。

我还清晰的记得，她花了一节课的时间给我们朗读徐淑英的演讲稿，告诉我们什么是学者的思想自由与理想主义；她会因为学生的一个绝妙想法而突然跳起来带头鼓掌，说太好了！太好了；她也会越讲越兴奋，而要把黑板上的内容赶紧拍照下来留作保存；她还会谈起自己作为母亲、妻子的烦恼，她说她特别盼望一家三口出去旅游，在雪地上疯玩疯闹，踩脚印，那多带劲啊！她说这话时，活脱一个大孩子。我们就这样度过了最愉快的一学期，也是我上大学以来最喜欢的一门课。我们在课上的讨论气氛非常热烈，也有过教授问我究竟是因为什么，因为，任兵老师从来不会首先阐述自己的思想，而是让学生们自由发言，在她的课上，她更愿意做一个引导话题的人，一个倾听者，一个学生，而不是大牌教授。

在结课之后，我们这样评价她：一个单纯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执著的人，一个学者。

我不知道除了“学者”，还有什么词汇更适合于她，在我的心中，这个词远比其他的政绩头衔要高尚得多，伟大得多，高级趣味得多。她身上的那种单纯的学术热情，或许很少有学生能够承继下来。但是，在多年之后，她的学生们会记得曾经有这样一位老师，那样认真地看待学术这件事，那样开心地去探求一个真理，以至于他们会对知识、学者产生一种发自心底的尊敬。这已足够。

如果让我说研究生教育，或者说教育这个大范畴，应该具备什么意义，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话，也就大抵如上所述了。

值得欣慰的是，商学院还有许多这样的老师在，比如吾师杨斌、古志辉老师、林润辉老师等等，还有许多我所并不知道的其他老师。这些老师身上都有一种单纯与温和，这种单纯来源于对思考的热衷、对知识的尊重与对真理的诉求；这种温和来自于他们自身的并不满足、正在鲜活的学术生命力以及平静的心态。同时，他们也保有一种足够的师道威严令你尊敬。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自己所创造的知识，信心百倍。正像古老师所说的，如果财务管理这门课，谁都可以来试试的话，那它不叫学问了。徐淑英的那句话说得很对：做研究需要真正的自我中心者，他在解决自然的困惑中发现和寻求自己的快乐和满足。古人也曾这样评价君子，君子三态：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道理大致相通。

最后，我想以谭劲松教授在周六讲座中提到的一句话作为结语，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 （Robert Frost）在“未选择的路”的结尾处曾这样说到：“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罕至的那条路，人生从此不同”。

PS：这篇博客的思路不够清晰，尤其是结尾，但基本说明了最近困惑我的三个问题：1.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到底有什么意义；2.学者师者的社会价值体现在何处；3.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看重什么，到底适不适合读博。如果说，也有什么一厢情愿的私意的话，即我打心眼里希望明年有优秀的学弟学妹们选报任兵老师的研究生，我也希望他们的研究生生活过得更有意义。还有，我希望这篇博客不会给被提及的几位老师带来任何不必要的麻烦。他们也实在不想出这个风头，放心，都是我瞎掰的，一点正经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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