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

1.一座城市的夜晚与一座城市的真实

每去一座城市，总喜欢看看它的夜晚。当大幕落下，八小时经济动物的面具被摘下，人们才终于露出生活的素颜，这座城市的真实才浮上水面。

此次去青岛，住在市北，活动在市南。青岛的高档商圈主要是市南的香港中路，而中低档则在市北的台东山路。这种城建规划也将城市的居所与人流自然分开，自组织得相安无事，各取所爱。相比于市南的繁华，市北的美丽更显得容易亲近。我尤爱夜步市北。

或许是因为是生长在大连的缘故，总喜欢把这两座城做做类比。相比于大连，青岛有着更崎岖，也因此而更狭窄的马路，尤其是在市北。车技不好在这里是吃不开的。也正因为这种崎岖，市北的楼更显矮，平房与半高层扎堆，夜生活也来得更轻松、自然。何况这是一座有酒的城市！

我几次夜步都是在晚上十点钟以后了，谢幕之后的台东山路很是悠闲，在路上遇见很多的大狗，我不晓得这里的大型犬怎么会这么多。台东山路是有名的商业街了，直到深夜一二点，这里还是有很多纳凉的人，也不乏二三十岁的青年。这里的躺椅上也会睡着来到这座城市的人们。商业街附件的居民区，热闹着许多烧烤的摊子，一座有海鲜的城，到了晚上更容易是这个样子，烤鱼和蛤蜊都是下酒的好菜。因为青啤，这里的夜总有醉意。

这里的市民生态像极了十年前的大连。那时候，大连也是这样的小摊林立。后来为了整体布局，都被整顿了。只有藏在巷子深处的大连，还有这份容貌。我爱死那份容貌了。

而远望去，青岛就像是一个微醺的少妇，有着容易亲近的美丽与香艳。而大连，则更像是个清丽的少女，有着泼辣利爽的性子。少女的漂亮是青春与装扮，少妇的美丽是生活与经历。大连真的更美，但是青岛更自然，也更厚实，更经得住磨洗。

2. 青岛与大连：城市经济的两种思路

青岛有五朵金花，海尔、海信、澳柯玛，双星，以及青啤，都是量级很大的企业，有些光阴了，制造业主打使得青岛这座品牌之都显得厚重。大企业品牌也使青岛有着较浓的商业气息，大企业背后有着活跃的小企业。此次调研的最后一天，与锡恩的几位领导聊天，锡恩在青岛做得不错，但你知道，一个强调执行力的咨询公司如果能生存得好，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这座城是有创业热情的；二是，这些野蛮生长的小企业大多是土豹子。

大连的思路不同，当年的薄熙来政府有两个规划是有远见的。一个是打造旅游城市，十多年之后，08年，大连当选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另一个是曾经有些无心插柳的软件外包业，十多年来，大连逐渐成为对日软件外包业的主战场。谁能想到，97年，就在大连的服装节日渐唱响全国，万达足球队创造傲人战绩的时候，软件业正在暗流涌动。一个城市建造者的远见，或许就在快人半步，料棋入神。

然而，倾力以软件打造城市新品牌的大连，也在丧失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业传统。华路、大冷、大显等一批企业正在凋谢，我不晓得一座没有工业的城市，它的未来在哪里？

软件服务业如果没有本地、腹地的服务市场，它的命脉终归是要被掐在别人手里的。更何况，内销不足的日本汽车、电子还要看美国的经济天气。大连的软件外包业，真的有未来吗？我看未必。尽管，《世界是平的》这本书中高度赞扬了大连；08年，温家宝在视察大连时又提出，大连软件外包争创中国第一，世界第一。但我不相信一个保姆行业能做到多大的声响。一个只有服务业精神，缺少创业精神与制造业精神，人才吸引力又相对不足的城市，它的明天在哪里？还不好说。或许我们可以以此窥视：大连又在大兴土木了，它铺设了颇显奢华的木栈道，又进行了历史上最大一起拆迁，这是不是乏力前的逞强？

中国不是印度，大连不是班加罗尔，尽管，它们看起来很像。但愿我在杞人忧天。

3. 青岛制造：离世界级有多远？

海尔、海信都是中国级的企业了，从中国级到世界级这条路怎么走，能不能走好，就是这个国家的未来。我总觉得“做赢不易，做输更难”这话应该反过来，对于早已解决了生存问题的企业，做输的确难，但做赢更难。海尔与海信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

不管资本运作怎么耀眼，轻资产运营如何靓丽，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的功底还是在制造业，制造业最复杂，也最完整，制造业能做好了，其他类产业也不会差到哪去。

但制造业也最苦，最费力不讨好，稍有动摇就会改弦易张。尤其对于像海尔、海信这种量级的企业，已经爬到半山腰了，往下看，山脚下还是很多小散乱弱的企业，无论是用资本清理门户，还是用管理输出激活休克鱼，都很容易把企业的规模与成功放大。但做大与做强毕竟不同，从山底爬到山腰与从山腰爬到山顶，毕竟不同。再往上爬，更多的取决于是否能够抵御诱惑，坚持住工业精神，更进步一步说，是能够坚持得有多深，有多绝决。

海尔是青岛银行的最大股东，海信地产是青岛本地最强势的地产商。多元化牵扯的不止是财务，甚至不止战略，多元化需要考虑得更多，它对企业精神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

精神气质、文化，这些东西说起来很玄，但信不信由你，真的发生改变了，就后悔不得你了。就像我觉得，大连是从什么时候连本地人才都留不住了，就从人们都开始渐渐觉得，大连是一座适合养老的城市开始的。

遗憾的是，精神气质的养成就像是农业活，真的要靠培育，是要靠精耕细作与细心呵护的。就像庄稼，长起来不容易，开花结果更难，但真要破坏起来，一直都很容易。

王文京不是一个媒体记者喜欢的企业家，他没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强势魅力，在这个群情激荡与野蛮生长的时代里，王文京的低调与稳健显得不那么入流。

在媒体圈中，王文京的口碑是出了名的枯燥，《经济观察报》的记者李翔问他，为什么很多记者都认为你很闷，他笑着回答说：“那可能是因为他们总想让我讲故事，可是我又实在不会。”凌志军形容他是“头脑冷静、并且善于保护自己的商人。”在我们对王的采访中，这样的描述被一再验证，他在面对每个问题时都会谨慎作答，从电脑中把文件（例如PPT与Excel表格）调出来给我们看，在言之有物的同时，又小心翼翼的绕过敏感话题。在几乎所有的时间里，他都表现得温润如玉，谦和有礼，只是在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你能隐隐的感觉到这个男人骨子里的坚硬与霸气，在面对大多数提问时，他都会抢先回答：我知道。

吉姆·柯林斯在其著名的《从优秀到卓越》中把经理人能力划分成5个等级，最高级的第5级经理人被界定为：将个人的谦逊品质和职业化的坚定意志相结合，建立持续的卓越业绩。这一定义对王文京完全适用。事实上，在王文京低调处世的背后，他的个人简历与企业业绩华丽得令人咋舌。

这个男人15岁就上了大学，19岁在国务院下属机构做公务员，获得过先进工作者与新长征突击手称号，24岁辞职下海时已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副科长。他所创办的企业——用友，目前本土最优秀的管理软件厂商，用友旗下的财务软件连续18年市场占有率第一，ERP软件、管理软件连续7年市场占有率第一，在与SAP、Oracle等世界级名企的角力中，用友代表着中国软件企业的尊严。

郭台铭曾说：“阿里山的神木之所以大，4000年前种子掉到土里时就已决定了，决不是4000年后才知道的。”王文京领军下的用友印证了这一点。

早在1988年，当大多数中关村企业选择戴上红帽子，以便享受到国有或者集体单位的资源时，王文京选择了个体户的方式，他认为，产权关系是企业治理的核心，只有个体工商户在法律上产权关系最明晰，这为企业日后的发展规避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王文京在用友初创时就把“发展民族软件产业，推进中国管理现代化”确立为自己的使命，并确定了“自主研发，自有品牌”的发展方针。即便在20年后的今天，王文京的这种认识仍然显得掷地有声，更令人钦敬的是，王把这种理念扎扎实实的贯彻了20年，“持续创新，均衡发展”已经成为这家公司的文化基因。同时，这个低调的男人又有着令人匪夷所思的市场嗅觉，从财务软件，到ERP软件，再到管理软件，在每一个需要变革的时点上，王文京都做出了一次次正确的决定，等别人晃过神来的时候，他早已摇摇领先。

2008年，用友将“客户经营”确立为新的商业模式，以区别于之前的“产品经营”与“解决方案”，表面上，这样的提法丝毫不激动人心，但是，一系列变化已经暗流涌动，当下一轮行业增长波到来的时候，人们才能意识到用友早已先机而动，几成决堤之势。

王文京身上有一种迷人的神秘气息，你可以离他很近，但仍然对他一无所知。他勤奋、克制、谦逊、执着，是一个理性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务实的梦想家。在远未成熟的中国商业土壤上，王文京领军的用友代表着一种令人称奇而又慨叹的企业成长方式：能人经济。

事实上，王文京丝毫不枯燥，在内心深处，这个男人是有大趣味的。他的一些见解显得既深且远：商业实质上是人们采用我们称之为“商业”的这样一种更具效率的组织和机制从事和实现着某项社会事业。或许，王文京本人的魅力可以概括为沉雄，在他愿意开放的领域，他是个绝对的王者，并且，是以一种足够亲切，却又难以亲近的方式。

他年轻时有惊世的英俊，年老时，有心碎的沧桑。

他的人生经常都是不幸。年幼时父母离异，继父对他拳脚相加，他也恨母亲，他说，“她背过身去，没有履行对我和弟弟的义务。是她让一切发生的，而且持续了十年。要对付这种自觉渺小和被抛弃的感受，很容易发疯。”他的弟弟死在他的中年，他从此拒绝再和母亲说话。

他年少时逃避生活的方式就是拳击，他在迈阿密第五街体育馆里训练，拳王阿里也是从那里起家的。他16岁时便和中量级拳王路易斯·罗德里古兹打过擂台。然而，两次剧烈的脑震荡却中止了他成为职业拳击手的梦想。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他误打误撞地闯进了演艺圈。从此不可收拾。

他年轻时的荣耀天花乱坠。《卫报》评价他说，“他是那时的布拉德·皮特，而且，演技更好。”相信我，这种评论毫不夸张。如果你看过他那漂亮的肌肉与迷人的上嘴唇。而且，他比皮特更硬，他是个性感而又“棘手”的坏小子。每个导演与制片都爱他的天才，也惧怕他的脾气。没办法，他这样的男子不落俗尘。《爱你九周半》的导演阿德里安·莱恩曾说，如果他在拍完《天使之心》后便死掉的话，他会成为又一个詹姆斯·迪恩。

他没有及时死去。他重新回到了拳坛，身手很好，连赢了八场，只差三场便能拿下轻量级冠军，却因为神经问题而退出了比赛。他后来遭受了严重的脑损伤，从此彻底退出了拳坛。那四年，他帅气的鼻子和颧骨被打得稀巴烂，在四次整容手术之后，面目全非，甚至，连他的耳朵都被医生割掉了一些，以用来修复他的面容。他那么丑了，尽管，他还叫米基·洛克。

这岁月，有一种迷人的残酷。他去过地狱，把那张曾经会让天使羞怯的脸，永远地留在了那里。以至于，他像一件活着的伤悲。

英雄陌路，美人迟暮。总有些让人凄凄惨惨戚戚的不忍。他却像“不死鸟”那样以一种决绝的方式涅槃。如果有哪一件艺术品可以被称为不朽、绝伦的话，那就是把一个天才撕得粉碎，然后再让他以自毁的方式，去咬开那刚刚愈合的伤口。

在威尼斯电影节，他出演的《摔跤手》擒得金狮，而他却与最佳男主角失之交臂，只因为两者不可兼得。评委会主席维姆·文德斯对此深表遗憾，他评价：“这部电影里有着真真切切令人心碎的演出，而我说心碎的时候，你知道我在说米基·洛克。”

他也没有拿到奥斯卡最佳男主角，而台上的西恩·潘却不止一次的向他致敬。“米基·洛克卷土重来，他是我的兄弟。”这或许是好莱坞历史上最旗鼓相当的影帝对决，却碰撞出令人嗟叹的惺惺相惜。这世俗，还没有准备好怎样迎接另一位天才，他已经突然而至了。而台下，米基·洛克还是一副谁都不尿的不羁神态。

他或许还在惦念着自己刚刚死去的吉娃娃Loki，就在奥斯卡颁奖的前几天，他说，“与奥斯卡相比，我更愿意Loki活得更久一些。但你知道，她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这只活了18年的小母狗陪他渡过生命中的艰难，在他的怀抱中安详睡去，他没有别的亲人了，甚至一度，他潦倒到连这只小小的吉娃娃都养活不起。

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在为《摔跤手》写的主题曲中唱道，“你有没有见过一条腿的人想要自由起舞？如果你见过他，就等于见过了我。”

就像米基·洛克站在摔跤台上，对着所有的人说：如果你过分透支体力，你就得付出代价。在这样的生活中，你会失去所爱的一切，所有爱你的一切。我现在听力大不如前，我会健忘，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帅气。但我依然站在这里，我还是那个“大锤”。

命运很强悍，逃不开，躲不过。岁月像粗粝的砂纸，把男人的心与脸次次刮破，以至于长出层层老茧，再不复年轻时的光泽。到最后，他丝毫不美，却有着令人动容的沧桑。

淇淇，我也很想你。我听到你声音的刹那，如此温暖。你在那边一下子就哭了，你说，“我再也遇不到你这样的师兄了，那时候我没有好好珍惜你。”我的泪一下子就来了。

在夜深的时候，我想，如果没有遇见你，我真不知道自己会长成一个什么模样。

你知道吗，男人总会因为一份责任感而变得勇敢坚强，尤其这份责任感与那些美丽的女人有关——当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然成了师兄，竟然有如此可爱的师妹开始唤我师兄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的心都开花了。那就是你。此生第一个唤我师兄的人，是你。我却习惯喊你妹子，我们来自同乡，而又学业相同；但你更习惯唤我师兄。我还记得，你有一次解释说，此生你有很多的哥哥，但只有一个师兄。而对你，我又何尝不是呢。

那时候，我们的青春多美啊。尽管事后回忆起来，总觉得傻里傻气——我犯过多少次傻啊，说了多少自己也似懂非懂的话啊。但我一点都不后悔——更多时候我们付出，并不是为了什么，只是愿意交付真心——我万万没有料想，在若干年之后，竟然还会有一个更傻里傻气的师妹，说她最想念的人竟然是我——我靠！我觉得自己赚大发了！我这辈子都值了！哈哈！

——但淇淇啊，我多庆幸到最后你没有听我的话呀！我就那样痴痴地看着你，从一个稚气的小女孩出落得端庄秀丽--在我所有相知的女子中，你是最执着的那位--你的步态多么优雅，从台北，到香港，到美国。我何其欣慰啊，你就那样真切的实现了自己当初的梦。

淇淇，你对生活有太多的热望，但很多时候，身边的人都会不解，只因为你才更爱生活。

淇淇，你应该高兴才对啊，一个人如果在年轻的时候都不能为自己的理想犯一次傻，那么，当他岁月回眸的的时候，他的一生该是何其苍白啊。

淇淇，你在美国吃苦了，师兄真的很心疼。但我相信，不出几年你就为自己当初的执着叫好。做成一件事真的不在于选择，而在于执着。很多人这一辈子都成不了大格局，并不是因为看不透，而是因为忍不过。伟大如果只有一种修行的话，那就是煎熬。不管怎么样，困难总会过去的。从结果看问题，恰似知彼知己，向死而生，反倒容易释然了，妹妹，去享受那段过程吧。

淇淇，在我的记忆深处长存着一部电影，《坏孩子的天空》，它陪我度过最难熬的那段岁月，到末了，一个坏孩子说：我们完蛋了吗？另一个说，我们还没开始呢。

别让自己最初的理想跑远，那才是你快乐的本源。淇淇，我们的青春才刚刚开始，它过去那么美，只因为未来会盛开得更加明艳。

但愿你幸福，那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郭广昌无疑是西谚中所说的"房间里最精明的人"，低调、冷静、理智，富于远见。

在中国民营企业，乃至中国商界，郭广昌与他所领衔的复星国际都更像是一个异数，一个多元化坚定不移的推行者，其直接、间接控股与参股的公司多达100余家，主要涉足医药、地产、钢铁、零售、矿业、金融六大领域。这个看似瘦弱的浙江商人更像是一个帝国的缔造者，一个实践中的梦想家，出手准狠，而又心怀理想。他试图打造中国自己的GE、三菱、和记黄埔；而在失败的另一面，则是名噪一时的安然、德隆。

郭广昌很反感外界将德隆与复星相提并论，他认为这是两家"完全不同的公司"，而事实上，也没有比它们更像的公司了。04年之后，面对众多质疑，复星拿出两份有份量的报告，"国研报告"与"安永报告"，试图证明自己的身家清白，而在这之后的几年，郭广昌始终坚持用财务透明化与利润增长性回应外界的质疑。他自信满满的表示：将多元化进行彻底。

他的确有自信的资本，从92年10万元起家，仅用了10个月时间，创业团队就赚得第一桶金--100万元；94年，创立复星集团，主攻地产与医药，先后赚到了第一个1000万与1个亿。10年之后，"安永报告"中披露，复星集团的资产已达到331.3亿元。而到了07年，复星国际仅仅是营业收入已逾319亿元，净利润超过33亿。08年上半年，复星国际实现营业收入207.8亿元，净利润19.2亿元，分别同比增长45.7%和132.4%。

而在这些不可思议的投资扩张背后，是郭广昌过人的精明。尽管我对金融控股公司总是抱以谨慎的乐观，它们的投资眼光或许很准，但很少在一个行业做精做透；换句话说，他们对企业管理能力提升的贡献十分有限；但另一方面，我又乐意看到这种精明。

郭广昌们最精明的一点就是相信中国的崛起。投资的最高境界就是投资趋势，然后水涨船高。我们在近些年房市、股市的投资暴富者的身上一再看到了这一点。郭广昌实际上是借了两个势进行投资，一个大势是中国经济整体的高速发展，一个小势是部分行业的先富起来。大势与小势结合，复星形成了一套选择行业的"中国动力"理论：其一，巨大人口带来的巨大的个人消费市场；其二，跟个人投资需求有关的投资品市场；其三，城市化；其四，全球产业的转移给中国制造带来的机会。

为了最快地获得最高的投资回报，复星采取的办法就是低谷买入，反周期运作；而如果说郭广昌们与单纯的投资者有什么不同的话，主要有两点：其一是他的团队进行了部分管理能力的输出；其二是，他低买了，但是暂时还没有高卖，而是把这些企业都划归到复星国际的旗下，然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融控股公司。

金融控股公司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形成产业与资本的联动，产业带来利润，然后进行投资，买入更多的好企业，这些企业的快速发展又使得资金迅速回笼，从而保证了再一轮的投资能力--但这种能力仅仅是资金层面的--金融控股公司的不利之处也在于，低买而没有高卖，所以当这个雪球越滚越大之后，雪还是有的，但是推雪球的人却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即存在一个管理能力的极限。而郭广昌本人也很清楚这一点，他说自己每天都在思考"是否已到自己的极限"，"当有一天我的身体、身心以及经验各方面都不能再继续容纳，没有办法再领导这个企业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就是我该退休的时候了。"

单从打造金融控股公司，继而形成产业、资本联动这个角度来看，复星与曾经的民企大鳄德隆，其实非常类似。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唐万新是有做产业整合的野心的，比如，湘火炬与合金投资在产业上有上下游的关系。换句话说，即便都是多元化经营，德隆做的是相关多元化，试图盘活一条产业链，从点到面到体；而这一点在复星看来并不明显。但从另一方面，不谈整合，反倒更方便投资获利，多点开花，正像是复星国际今日的情景。

德隆的遗憾之处在于，它所投资的对象大多是国企重工业，这个产业本身就很烧钱，资金回笼速度又慢，更何况激活国有企业的落后体制还需要时间。结果，德隆从产业上拿不回钱，就要从股市上圈钱，所以就不停的抛出利好消息，虚高股价；然而唐万新的野心却刹不住车，最后这个泡沫就越吹越大。郭广昌否认德隆与复星的相似性时就谈到，"德隆都是短融长投，我们是有自己的现金流做支撑的！"而事实上，复星的成功是战略投资上的成功，它所选择的地产、医药的毛利率很高，钢铁在近些年的成长性又非常看好，而零售，背靠着上海这座"风水宝地"，豫园商城多年坐稳全国单体零售企业收入第一的宝座。

一方面，复星似乎有着很强的资本逐利性，04年，复星出售了金龙客车以及兴业银行的股份，二当家梁信军表示："亏本的买卖不是复星的追求。"而另一方面，郭广昌又底气十足的驳斥外界的这种偏见："一些人讲来讲去就看出我们很懂财技，很懂资本市场，其实如果离开了复星含辛茹苦地培养这些产业，含辛茹苦地去创造利润，含辛茹苦地一步步提升我们的管理，资本市场会认可你吗？不可能的。"他把复星的成功归因于围绕企业家团队的三大价值链正循环：持续发现投资机会，持续优化管理，持续对接优质资本。

郭广昌对外始终强调其创业团队在选项目与选人才方面的判断力，仅仅这一点也是令人欣慰的，它代表着一种知识资本的胜利。

时间总是嘲笑我们的判断力。就在去年，联想刚刚跨进了世界500强，名次是499名，在它前面还有25家中国企业，但联想的进入却让人抱以会心一笑，意义非凡。还是在2008年，联想作为奥运TOP赞助商，lenovo标志出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为妇孺所皆知，风光无限，一时无两。

但在去年年底，我在《中国经营报》上看到的消息是：联想利润下滑78%，成为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以来最差的一份财报，杨元庆对二季度财报表示“失望”；1月初，联想集团董事会告知股东及潜在投资者，第三季度可能面对重大亏损，继而股票狂泻；2月5日，三季度亏损9700万美元的公告证实了这一点；联想集团高层巨变，柳传志回到了4年前让出的董事长职位，杨元庆取代美国人阿梅里奥重新做回CEO，后者改任公司顾问，将在9月后离职。

联想的问题出在哪了？事实上，金融海啸到来，PC业的确面临萧条季，但是与惠普、戴尔、宏碁比较起来，联想的麻烦事似乎多了不少。柳传志管理名言中最精辟的一句或许是“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但从现在看来，杨元庆领衔下的联想，第三点还没有机会实现，因为前两点远远没有做好。

首先是人与文化的问题。柳传志此前有两点用人绝活值得称道，其一是因人设事，其二是“入模子”。看他调教高管团队很有意思，让杨元庆、郭为各自主政，“是驴是马迁出来遛遛”，一个人接手“联想集团”搞PC，一个人去做“神州数码”；而另一方面，对于赵令欢这样的空降奇才，柳传志一方面放手让他去做投资，“弘毅”搞出了名堂，一方面又让他入联想的模子，从观念到做派都要联想化。我还记得去年在央视《对话》节目中看到过杨元庆，说话从口气到腔调都像极了柳传志，不由得暗暗钦佩。

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随着联想收购IBM，这家中国企业摇身一变成了世界级的PC巨头。从05年年底开始，6名戴尔高管先后跳槽加入联想，俨然形成了一个戴尔帮，阿梅里奥只是第一个，也被传是后来跳槽的点火人；而与此同时，联想的老人却是频繁换岗。

或许从这些高管变动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家中国企业力图国际化的努力。你甚至可以从一些很小的细节中感受得到，比如联想集团的网页，你第一次打开的是英文主页，而且它并不询问你选择中文还是English，而是要你：Select a Country/Region。联想集团全球布局的战略野心，似乎再明显不过了。

但是在并购之后，当战略遭遇文化，往往是文化笑到了最后。杨元庆或许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目前的联想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没有“入模子”的，尤其在高管。他于去年提出了“微笑计划”，“无论你在公司碰到同事、保洁员或者路上碰到客户，你都要微笑”，试图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文化整合。他说“要在冬天里营造一个温暖的文化”——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这位少帅在01年上任的第一天，就在胸前别了一个小牌子：“请叫我元庆”——这样的方式的确温情脉脉，但也让人嗅到了一种乏力与潜在着的危机。

其次就是品牌的问题了。我在去年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SL400，但是如果你问我：你的电脑是什么牌子的？我更愿意回答的是“IBM商务机”，而不是联想。有时候我甚至会纳闷自己是不是缺少了一种爱国情绪，但事实的确如此：在并购将近4年之后，联想除了 ThinkPad，几乎没有拿得出手的硬通货，不管是 Idea 系列，还是 3000 系列，都差了那么点儿意思。杨元庆甚至有一次还想在 ThinkPad 上动刀子，改一改黑盒子的老款，推出了银灰色的 ThinkPad Z60，但 ThinkPad 的拥趸们显然很不买账，Z60 很快就退出了市场。而除了电脑，联想似乎又再没有什么了。

值得反思的是，联想乃至更多的中国企业还没有学会怎样去打造一个品牌，经营一个品牌，赋予它足够的品牌内涵，然后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与沉淀，赢得消费者矢志不渝的追捧。

而在品牌背后，是联想PC业务的战略不清与举棋不定，杨元庆当初力主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业务，而现在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年轻小伙好面子，一高兴就娶了个中看不中用的小媳妇儿。现在可倒好，大势变了，PC成消费品了，想走低端，降不下身段儿，一降就是自毁门面；而挂着看又不是办法，毕竟产品得创造利润啊。

联想现在面临的麻烦或许更值得我们深思，在财务利润增长的背后，一家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究竟是什么？联想的确进入了500强，但它也在高歌猛进的创富路上迷失了自己，更多的人搞不懂联想了，它的产品在哪？它的文化在哪？它的人又剩下了多少？

而这所有，都留给了那个被誉为教父的企业家，看上去，只有他拥有力排众议的声望与力挽狂澜的智慧。杨元庆更适合做回CEO的位置，他更像是个将才，缺乏“能审时度势，能一眼看到底”的本事，他甚至都没有在早些时候预见到金融海啸的影响，而这已经是他第二次遭遇景气危机了。老柳的这次复出，又让联想的接班人人选，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马云为人津津乐道的一段狂言是“打着望远镜也找不到对手”，他现在也坦陈的确说过这句话，而且也这样认为，但是后半段话是，“我看到的都是我学习的榜样，这家公司不错，我得好好学学，咦，这个也不错……”

在中国，恐怕还没有哪一个企业家能比马云更火。他的每次出场发言总能引得满堂喝彩，掌声与笑声不断。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说，“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为失去这样一个由小企业发展而成的巨型企业感到相当遗憾”，引起党内热议，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甚至专门组团到阿里巴巴参观，“我特地来看看，马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看完了说，“马云，浙江的一个宝。”在媒体的聚光灯的一再放大下，马云近似被神化了。而另一个像神一样的企业家比尔·盖茨在博鳌论坛中也给予他高度评价，说他是“亚洲的盖茨”。

他似乎又变成了一个不能输的人。但至少从现在看来，他犯大错误的机会并不大。他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机警与好学。马云最可贵的地方可能就在于这一点。他也不是完人，收购雅虎中国可以说就是下了一步臭棋，但是他从中学到了东西，“这样的并购经验可以保证我们以后再碰到公司并购，少犯错误”，马云还说，“我努力不犯致命的错误，但我并不能保证。我唯一能保证的是，每一次错误之后，能够迅速改正。”

好一个“每一次错误之后能够迅速改正”！

马云在08年抛出的“过冬论”被一再证实之后，他再次被人誉为天才。实际上，他在01、02年的冬天过得实在很冷。他眼见着新浪、搜狐、网易因为赶在互联网的冬天之前上市，而“手有余粮，心里不慌”，而王峻涛的8848就差了一天没赶上上市，现在已经近乎销声匿迹了。在07年，嗅觉极好的马云学会了这一招，香港上市让他拿到了近20亿美元的现金。所以，他在08年才会那么从容镇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王”。

马云是那种“天才”与“苦才”集于一身的人，天赋异禀，同时勤奋过人。你甚至都难以想象他的领悟能力怎么会那么强？而且，他总能从各种地方，利用各种资源学习。他01年举办“西湖论剑”，邀请各路大侠切磋武艺，还包括教主金庸。但唯独他从武侠中悟得了真经：这三年时间的低迷，互联网的低迷，刚好给了我们去组建阵法的最好的时间。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这个低迷的时间，让我们去做本来应该去做，但是绝对没有做好的事情。

他总是向最好的人学习，他说自己“有幸认识人类最顶尖的四五个人，感受他们，学习他们”，但他同时又很清醒，“和稻盛，我必须要和他在经营理念、哲学层面、人的层面、道的层面上交流。理的层面必须要和杰克·韦尔奇谈。机会层面要和比尔·盖茨谈。要学习生态系统的层面，要和沃尔玛谈。你希望获得长期发展的思想，去看巴菲特……”于是我们看到了，在匪夷所思的08年，马云又去修炼内功了，他去日本向稻盛和夫请教“人的问题”，后者是日本经营四圣中唯一存世的一位。马云说：“只有你到了这一阶段，人文的关怀，终极的思考一定要跟得上，不然底蕴不够了。”在国内，他做了比“西湖论剑”更远一步的事情，组建了“江南会”，这个会馆有点像“泰山会”，人数极少，但是高手云集。

这位浙商比任何人都懂得向别人学习，这让我纳闷，这是不是那片商会云集的土壤孕育出来的共同基因？但他似乎又总能比别人棋高一着。我们看到，06年马云再出妙棋，把百安居的中国区总裁卫哲，长江商学院的三驾马车之一曾鸣，招致麾下。万科王石在听说马云从传统行业挖来CEO卫哲之后，震动非常大，或许是因为他只想到了向索尼学习，没想到马云直接开始抓人了，于是有了07年的“007计划”。而像曾鸣这样的著名教授则从另一方面为阿里巴巴提供了前瞻力，曾鸣这样阐述自己的价值：“阿里巴巴做的全都是创新的东西，创新意味着过去的经验没法用。这个时候理论是具有价值的，理论是对过去经验的一个升华，然后你把过去的经验做一个体系，再想法设法用这个框架预测未来”。

如果说马云有什么核心竞争力的话。我觉得一个是他的经验，这多半来自于苦难；另一个就是他的团队，这是他的智囊。马云在《赢在中国》，或是类似的场合慷慨布道，但实际上，那些真切的创痛感，别人无从分享；而真正令他自豪的是他在阿里巴巴创建的文化，他调教高管团队的高段。他神乎其神的地方在于，总能把每个雄心勃勃的创业伙伴都变成并非不可替代的经理人，并且使他们为一个理想经冬立夏而不言悔。他说，“公司内每个职务都有三到五个人可以顶替上去”，“公司不能被个人绑架”。

他总是出人意料，令人防不胜防。他创建了“干部轮休制度”，把软银的孙正义吓了一大跳，赶紧打电话过来说“这是我想了16年都没敢做的事情”；他将“以自己满意或者不满意”作为总裁考核的标准，旗下的5位总裁听到之后差点“跳到天花板上了”；他还向共产党取经，成立了互联网界独一无二的“组织部”，着眼于干部制度的建立、干部的成长和企业文化的发展与传承——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向共产党学习了，此前还进行过“延安整风运动”、“抗日军政大学”和“南泥湾开荒”；他最近一次的神来之笔是把李琪、孙彤宇这些18人团队成员支到国外去学习，面对媒体“杯酒释兵权”的谬论，他总算有一些生气了，“我比他们看得更透，他妈的出去享受人生，理解生命、生活，再回来。”

实际上，他的脾气并不太好，或者说，曾经很不好，现在强了一点儿。这让我觉得这位好学生更加真实。他特别像刘香成的那则比喻，“就像水上的鸳鸯，浮在水面，看上去优雅而从容，但是水下的双脚却在不停地滑动。”这样的好学生理应受到众人的尊敬。

我很难完全客观地看待达娃之争，尽管仅从投资者关系来说，宗庆后并不占理。但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诞下的一个畸形儿。如果说宗庆后有错，一部分责任肯定在他，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于时代。因为同样的产权问题也困扰过储时健、潘宁、李经纬、倪润峰等等，他们都是一时无两的能人，但时代并不为过错买单。

所以，我把宗庆后在达娃之争过程中的一系列煽动民族情绪的做法，看成一个企业创始人对企业最终控制权狗急跳墙式的坚持。不道德，姿势也不好看，但是可以理解。因为，当我在NHK相关报导中看到宗庆后当年骑着三轮车到小学校门口卖水的镜头时，我真的感动。

并不是每个民营企业家都有着朱新礼那样的达观，他们中的很多人恐怕更接近于宗庆后，他们做不到把企业当儿子养当猪卖，他们情愿把企业当老婆养，不容任何人插一足。

而且这样的养法实在也没有错。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对民族品牌或多或少地还是有一些偏爱的。至少我是。当我知道哈啤是外资100%控股的时候，我更愿意要一瓶雪花，或者是青岛，尽管后两者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始终记得郎咸平的那则比喻：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是翱翔在中国天空上的两只秃鹰，他们是吃尸体的。所以当我得知是达能搞垮了乐百氏的时候，我更能理解宗庆后对达能的蔑视了：“什么全球500强，你就是屁！”

我始终把金融看成一种工具，用好了很好用，但是作为一种工具，它只能充当一种辅助的手段，去为企业成长这个大目的服务。它只能在这个地位了。尤其是08年爆发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去看看美国、英国这些虚拟经济强国的惨样儿，我们就更应该庆幸有一个实体经济兜底是多么的踏实了。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想想很对。

所以，我只支持以管理为目的的控股，反对以投机为目的的投资，对产业整合持保留意见。我知道很多人相信规模经济，但我总是很保守，我认为一个15岁的男孩或许有机会生很多孩子，但很难当好一个爹。经营企业归根到底还是看组织能力。我固执地认为，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创业家与职业经理人，而不是金融投资家。管理能力不管是落实到人还是企业，都需要足够的时间养成，而当手段过度目的化之后，我总觉得这件事很危险。

当我们把眼光从纷乱复杂的法律纠纷中抽离出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承认宗庆后的才能。他所领导的娃哈哈曾经连续10年占据中国饮料市场的头把交椅，市场份额平均在15%左右，2005年5月最高时达到22%，直到2007年康师傅才超越娃哈哈晋级中国水王。

宗庆后的过人之处在于创造式的采用了“联销体”营销模式：经销商先打预付款给生产商，然后在一个圈定的区域市场内精耕细作，双方藉此形成一个长期而稳定的经销关系。娃哈哈凭借这招独门绝技在全国建立起细密、紧实的营销渠道，尤其是在二、三线城市。

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看似牢固，实际上却很脆弱，价格稍一波动，对它们的打击就是毁灭性的。这些关系的两端不是契约，甚至也不是诚信，而是简单的利益关系。因此，维系“联销体”的关键就是始终保有热销的产品，以便能使这个链条上的各级经销商都有足够的利益分享。这些脆弱的关系最后以高度集权的方式集合在一个人的手中，那就是宗庆后，因为只有他拥有妥善处理这些关系的全部智慧与过人勤奋。

娃哈哈在全国设有46个办事处，是的，仅仅是办事处，不是分公司，不是事业部制，这对于一个覆盖全国市场的水业巨头来说，多少有些不可思议。

但它始终生存。这就不得不令人钦佩宗庆后掌控全局的能力了，况且，按照德鲁克的说法，企业的经营目的在于创造顾客，一靠创新，二靠市场营销。稍一细想就会发现，娃哈哈正是这两点的践行者。而按照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陈春花的说法，营销的本质是通过组织形态对经销商实行的有效管理。宗庆后的“联销体”模式对此的诠释又是何其生动！

或许我们更应该关心一家公司的死活，而不是一场纠纷，甚至一个企业家的人品。尤其这件事很复杂，这个人像个谜。好在，娃哈哈暂时赢了，它的水还是纯净的。

他看起来依旧像个朴实的老农，一笑起来像极了罗中立的《父亲》，满脸沟壑；但却有着诡异而又非凡的人生。

他21岁农村插队；29岁考入浙江农业大学；36岁到斯坦福读硕士；91年在硅谷创办 Future Labs；96年创办 WebEx（网讯）——那时候，功用非常相似的微软的 Netmeetings 正夺人耳目；2000年，网讯在纳斯达克上市，市值16亿美元；而在2002年，微软废止了Netmeetings，在稍后的一次会面中，比尔•盖茨对朱敏说：“敏，我打不过你。”

到这里，朱敏的故事还没有完，或者说，他的另一种传奇可能才刚刚开始。2005年，朱敏创办了赛伯乐中国投资；2007年，思科以32亿美元收购了网讯。这个价格高得令人咋舌。因为在几乎相同的时间点，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只用了17.5亿美元，Google收购Youtube的公报价是16亿美元。

回到中国的朱敏说，他认为邓小平非常伟大，是他的留学政策送我们出国，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不会回来，也很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他说，“这就像下围棋，中国这盘围棋在这个角上陷入困境，改革是要把这个角做活；开放，是把子布到别的地方去。我想，我是这么多子里面一个活子，我自己把它弄死掉就太可惜了。从个人角度来讲不可惜，但在邓的战略中如果我不回国，在美国等着退休其实就是一枚死棋。”

朱敏现在是国内最优秀的天使投资人之一，他看得懂趋势，善于商业模式的创新，有创业经验与国际视野，甚至有很好的理论抽象能力。现在，他更像是一位慷慨的教师。

朱敏的人生代表了一种可能。强大的学习能力与不灭的理想主义激情在他身上奇妙的结合为一体。他已经60多岁了，他说，武林高手到最后宁可被杀，也不会躲在一边待着。

朱敏本身是一种精神，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奇缺的企业家精神。

PS：半年前有个朋友打电话问我，你想不想创业。我突然愣住了。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才想通：我不是创业的那块儿料子，至少现在不是。我愿意坦陈这一点。我花了两三个小时的时间研究朱敏，此前我研究过唐骏，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不是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像朱敏，在他插队的时候就玩过商业模式创新，搞修车承包，后来搞对上海的零配件外包，还用舟山的鱼换过甘肃的铜，这听起来很像牟其中的“罐头换飞机”。

朱敏的思路和常人不一样，他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看到IBM招聘程序员的广告，他就很高兴，因为下面留的广告被撕去的很少，这意味着竞争对手很少，而他这时候也根本不懂编程。还好，这样的故事在他的人生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之后的日子中也多次重现。

关于朱敏的报导，做得最好的是《环球企业家》的《学徒》，我看完之后热泪盈眶。

朱敏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我第一次读吴晓波出奇的早，初二那年读的《大智大愚吴先生》，只记得是用第三人称编的小故事，有江湖段子的味道，风趣幽默。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又翻倒出来，顿感十年岁月，白驹过隙。那时候读起来尤其有趣的故事，现在却没有了半点快意。

如果不是封面漫画上那副夸张的大眼镜，我甚至都不会把《大败局》的作者与《吴先生》的作者联系在一起。如果算上近两年的《激荡三十年》的话，其间的精神气质，差距更大。

而这种差距却在另一方面见证了一位财经记者的成长。吴晓波现在更像是一位财经作家，是国内最好的企业史作家之一，蓝狮子财经丛书的出版策划人，致力推广商业阅读。

2008年，我在太多的地方看到他的身影。年初的时候出版的《激荡三十年》（下），FT中文网上的专栏，《经济观察报》上的专栏，在《波士堂》中担任嘉宾，在年末“第一财经”推出的《激荡·1978—2008》中作为总撰稿人和多个年份的见证人。这一年，吴晓波因为《激荡三十年》以及改革开放30年的特殊时点，个人声望也达到了顶点。2009年初，他照样拿出了《跌荡一百年》（上），在他的博客中我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他税之乡》也是由蓝狮子策划出版的。

吴晓波在更大的平台上显示出了一位江南才子的游刃有余。不管是写书编书，还是出版策划，他像是一位旗手似的卓然前行，高歌猛进；正像他在《激荡三十年》的序言中所写的那样：对历史的本质我始终迷惑不解，而这似乎也成为他写字的动力。吴晓波组织了一个企业史“写作班子”，在这条路上继续着他的“光荣与梦想”。令人期待的是，他刚刚40岁出头。

但像吴晓波这样的书写者并不孤独。

在8年前，一位叫许知远的年轻人加入了刚刚创刊的《经济观察报》，他第一次见主编何力的时候，就显示出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一进屋就把脚放在了茶几上，好像这是他的办公室”，因为在他的眼里，报纸应当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而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他满心理想主义地想跟同事办一张“亚洲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在那一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其间那种莫名其妙的忧郁气质，感染过许多同样心怀梦想，但却找不到出口的年轻人。那一年，他成为《经济观察报》的主笔，只有24岁。

吴晓波在许知远后来出版的《新闻业的怀乡病》中作序：

“对于一个以‘致富’为唯一生存准则的时代，丛林法则和达尔文主义的盛行似乎是一种必然。但是，总归要有那么一些人去呵护住最后那点理想的火星，总归要有那么一些人用夸张和尖利的声音去引导精神的方向。我们都是最终达到不了目的地的人——我甚至怀疑以‘天生全球化一代’自诩的许知远们能否真的走到那里。但是，在很多时候，这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像稻草人一样地矗立过，历史的大风总要从这里吹过，我们和它处在同一个方向。

“我相信，总有一代人会实现我们的梦想。”

许知远后来出走《经济观察报》（2005年），还是因为理想。他在博客中透露了离开的原因：这个机构的正义感的彻底丧失。而正是在这一年的8月，许知远出版了《新闻业的怀乡病》。他在书中提及，在离开《经观》之后，他打算办一份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生活》那样的杂志；10月，许知远的单向街书店开张，日后这家书店以及单向街·沙龙成为了北京城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现在已有4家分店；还是在这一年的12月，许知远创办了《生活》，一本人文气质浓郁的高端杂志。

许知远后来还出版了《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纪事》，笔触是一如既往的优雅，基调是今不如昔的忧伤，但在水平与格调上却很难超越，或者说是突破先前的作品，即便是最早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人们批评他文风浮华，缺乏逻辑感，心怀天下而又显得“无病呻吟”。但他甚至可能比任何人的批评都更懂得自己文字的优缺点，也就是他一直刻意追求的腔调：神态超然却又充满温情。但遗憾的是，他仍然在重复自己。

但是这种重复却从没有远离他最初的梦想：我希望利用文字来表明一种生活态度，来阐述某种道理，甚至有点粗暴地规定某种道路。更明确地讲，我是一位非文学类作家，是一位喜欢对世界进行广泛发言的知识分子。

坦诚地说，这些年来，许知远只是离这个梦想更近了。他成名很早，现在也只有32岁。

“依靠写作获得荣耀”的年轻人并不只有许知远。《经济观察报》的编辑方军就曾经这样开玩笑似的向吴晓波介绍过这个孩子：“这是小了几岁的许知远。”

他叫李翔。同样看起来腼腆，戴眼镜，留着半长而又散乱的头发。他在09年1月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商业领袖访谈录》，是他近年来采访商界名流的结集。

也是吴晓波作的序。他在序中提及自己大学毕业之后初次采访大人物鲁冠球时的心情：心绪大乱而不知如何提问。他说自己的这个后遗症甚至留到了今天。“这样的经历不知李翔是否经历过，但从此书中看到的景象是：他已然具备了跟知名者对话的从容与镇定。”

像我在读李翔采访李开复的章节中就被他的机敏与冷静“吓”到了。他问李开复现在有没有压力，来自哪方面？

李开复说，现在压力大一些，主要来自自己，因为总想做最好的自己。他解释说：“当一个人觉得他拼命工作跟随便做结果差不太多，他就没有很大的动力，但是当你觉得如果多努力一点，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响和努力的效果，看到自己对公司的帮助，那你就更愿意去做事。”他的这个回答看起来很美。

但我没有想到李翔的问题那么刁：“你指你的上一家公司开始变得更官僚？”

李开复反应很大，“这个是你想要的，炮轰微软官僚？”

李翔问：“那你前面是在讽刺谁？”

李开复回答：“没这个意思，我指的是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差别，还有总部和子公司的差别。子公司更像是自己的企业，所以我会感觉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可以对公司有帮助，那我就很愿意去做。”

但李翔还没有完，又接着追了一个问题：“可现在Google也在变大，而且它变成大公司的速度更快。”问完了再问：“你是怎么做到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李开复说：“我觉得是，尽量少让决定卡在我这边，然后我希望每一个做经理的都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放权，尽量让每个人有最大的做决定的权力。”李翔再追：“这和你个人有很大的关系。”

读这样的对话，我甚至能感受到当时采访现场隐约暗涌着的火药味儿。因而为这样聪明、镇定的记者而感动。要知道他还是个80后，所以我在读到这些采访录的时候，经常被这种与年龄很不相称的成熟、老到吓到了。

在李翔4、5年前的博客日志中，我读到了这个年轻记者真实的侧面，那时候他刚刚加入《经济观察报》不久，他用窦唯的那首《噢！乖》形容自己的心情，“爸爸，妈妈，你们可曾原谅他，原谅他总是不爱多说话，也不说有什么想法”，他说自己“像小时候来到陌生的环境中一样羞涩。但是我知道自己有多喜欢这份报纸。如果没有亲自经历过，没有人知道一个20岁的年轻人第一次来到北京第一次给自己喜欢媒体打电话要求去实习时候的心情。我从来不跟别人讲自己的过去，因为我老觉得自己能够超越过去，但是我发现对这份报纸的感情始终没有绕过去。何况现在的包括离开的人，他们给了我多少机会和帮助。我只能惭愧自己没有做的更好。”这篇日志叫《温暖的一天》。

他问自己“是否不够勤奋？”担心自己写不出好稿子，在《积极生活》的日志中，他鼓励自己要心态平衡，要有耐心和永不停息好奇心，满怀善意，坚决勇敢，与众不同，不拒绝改变。他说：“我们有这么多要做”。他还援引了同事许知远的话，“想一想我们有多少大场面没见到过，有什么理由沮丧”，“一个人活着就要让别人觉得振奋，不能让人看到你还觉得垂头丧气。”

他也抱怨自己的“知识面如此狭窄”，坦陈心底的慌乱：“我自认为是内心虚弱的人，这种人很容易被同化。所以，当我整天听到一些似乎如雷贯耳的大人物的名字时，心虚难受就更不必说了……世界上的东西，原来是这么多啊……”

在这些文字中，我读到了一个理想者的焦灼、困惑，以及困惑之后的奋然前行。

“我发誓，我一天睡4个小时也不能保证我每天就能写出3000字来。对于抱怨我不够勤奋的人我不知道该不该这样去回答。”

他评价凌志军的新书《中国的新革命》时说，“这真是一本让做记者，志在非虚构写作的人汗颜而绝望的书”，“比起来，记者之辈愚笨如我，真像是吃白饭的。”

而在2009年，这位自称愚笨的记者一下子拿出了两本著作《商业领袖访谈录》以及《共和国记忆60年》。他还不到27岁。

他在《访谈录》后记中谈到“词语和句子都是我最甘甜的酒”，他也谈到了许知远、吴晓波和凌志军；他说，如果没有这三个中文作家，我敢担保我一定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做什么。

而在三个月前，我在吴晓波的博客中读到了他谈凌志军的日志：“给凌志军的北京家里打电话，凌夫人赵晓东说，‘凌志军的声音会很弱，他不是故意的，请你见谅，因为他的声音响不起来。’电话这端，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赵晓东告诉我，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凌志军的脑瘤奇迹般地消失了，不过他身体还是很虚弱，需要长时间的休养。这是我近段时间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之一。”

这些写字的年轻人志同道合，因此心心相依。

我突然想起《南方周末》著名评论家鄢烈山的那句话：人人都会有“青年”， 却不一定有“青春”。只有那些富于青春激情的创造者，为推动这个时代的进步而有所建树的人，才会在“时代”的年轮上留下印记，不算枉度了青春。

吴晓波在今天（2月3日）的博客中写到：开始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