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使我怦然心动？（下）- [管理]
德鲁克本人并不喜欢大师这个称谓，尽管，作为有史以来最彪悍的管理学学者，他被人尊为“大师中的大师”。但究竟什么样的学者才算是大师？这显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标准。我对大师的界定只有两点：1.他的学说在某一个问题上打通了一组逻辑，以至于他的所有理论构成了一个完美闭合的环形；2.他的学说为后人的研究建立了进入壁垒，别人无法绕过，也无法进行彻底的颠覆，而只能进行修修补补。他开辟了先河，但又成就了高峰。
我最偏爱的是这两类大师，一类是，他的学说像精密仪器那样构思精良，严丝合缝，逻辑细密；一类是，他的学说早已轻易越界，在各个不同学科之间自由游走，纵横开阔，但又满含深情、悲天悯人，体现了一种对人类自身命运的终极关怀。同时，我更青睐那些思维浩瀚，而又性格偏执的学者。按照这样的标准，我筛选出了我最喜欢的九位管理学大师。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往往就是一种感觉。我所期待的，就是在看得满眼昏花之后，那个眼前一亮，神清气爽的时刻。
这在很大程度上和我看电影时的体验很像。我所着迷的，只是那些 Newer、Better、Different的作品。我所尊敬的，只是那些在别人做不到的地方做到了的，在做到了的地方做得更好的电影作者。很多时候，往往只是那么一丁点儿本质性的不同，却构成了大师与匠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很多时候，这个导演只要再深入思考那么一点点的话，其作品就从佳作变成了神作。而在我阅读管理学历史的时候，我常常会不自觉地把我热爱的管理学大师与电影大师作一番类比。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智力上的优越感，也带来了写作上的乐趣。
我对这些管理学大师也有一个认知上的先后顺序，开始是震惊，继而是陶醉，然后是质疑，最后是尊敬。每个管理学大师都不可避免的会有时代的烙印与眼界上的局限，但他们在一定阶段，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类可以企及的思维深度与广度的可能。因此成就了他们的伟大。
这些管理学大师的身上有什么共性？事实上，任何试图将一个复杂人进行简单归类的努力都是愚不可及的。可以肯定的只有两点：1.管理学大师往往有着多学科的学术背景，长期的综合、积累必然导致了学术性的溢出；2.他们在早年的时候必然知遇了一位名师，成为某个理论的忠实信徒，然后有一天又跳出了这种框架的约束。
还有一些人生经历上的共通之处，其一是，偏向于研究战略、流程的学者，往往出身于工科背景，有着极为出色的架构能力和强烈的务实精神，事实上，从历史角度而言，管理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的极大的促进作用。其二是，偏向于研究组织行为、人员心理的管理学大师，大多有着不愉快的童年，孤独的青年，以及寂寞的成年。而且，单纯从其个人角度而言，他们往往会有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志趣。比如，马斯洛和弗洛伊德一样，都对“性”这个问题抱有超乎寻常的热情。
除此，从学术理论的角度而言，一个好的理论往往会有这样的特点：1.如果这个理论是理性十足的，那么，它一定要有精神层面的假设，在器具、制度、精神三个层面打通逻辑；2.如果这个理论真的足够实用，那么，它一定要有证伪的空间，换句话说，它具有开放性，而且有缺陷。任何一个看上去无懈可击的学说都会因为太过精巧而无法使用。3.如果这个理论是框架式的，那么它一定要具有机械模型式的美感，如果这个理论是哲思式的，那么它的视角一定要足够高远。完毕。以下，便是我最喜欢的九位管理学大师，这其中没有你所熟悉的德鲁克，我也不喜欢那种全知全能型的大师，而且更为主要的是，他的理论没有打动我。
1.迈克尔·波特。从任何角度而言，波特都是美国管理学界血脉纯正的正宗传人。有着完美的履历：普林斯顿工科背景，哈佛MBA，名师高徒，少年成名，32岁便成为哈佛大学年轻得令人生畏的终身教授，是战略管理领域无法绕过的巨人。他的三大理论，价值链、五力模型、钻石理论，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打通了几乎所有的战略逻辑，依从严谨的经济学分析，解决的是最为现实的企业难题，是一组堪称完美的思维工具。其著作竞争三部曲，大气磅礴而又逻辑缜密，具有普林斯顿式的静态优雅与精美的机械形式。其缺憾在于太过刚性、静态，而缺少柔性与动态的思维。进入90年代以后，波特对他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补、完善与发展，包括提出了动态战略思想，以及探讨了战略与互联网的关系等等，但他也无法逾越自己曾经达到过的高度，算作一桩憾事。与波特最接近的大师是彼得·杰克逊，或许你还认为他的作品不够深刻，但毫无疑问，他是新生代导演中玩得最转的，试问：还有比他更具史诗气度的年轻导演吗？竞争三部曲与魔戒三部曲一样，是极少数同时获得了学院与大众高度认可的作品。杰克逊面临的问题也同样是：如何超越自己？
2.赫伯特·西蒙。他是极少数的不需要以学科来限定头衔的大师，他是管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时，还是人工智能的开山鼻祖之一。他是偏执狂，一生只探讨了一个问题：决策。但他是真正的解剖麻雀的高手，他从有限理性与适度满意这两个假设出发，在空间结构上，探讨了决策基础、决策要素与决策类型，在时间维度上，探讨了心理机制、认知程序、决策选择，以及组织对个人决策的影响。在西蒙解剖完“决策”这只麻雀之后，他甚至都没有给别人留下任何机会。尽管我偏爱视野宽广的学者，但我由衷地尊敬西蒙，他展现了一种强大的深入思考的能力，展现了一种接近于极限的人类智慧。与西蒙相近的是小津安二郎，这个日本人从男性的视角出发，一生所拍的电影都可以划归在家庭亲情这个主题之下。他从来不会烹饪满汉全席，只是为你沏了一壶酽茶，但是，还有比这更香的茶吗？
3.亨利·明茨伯格。他是个较真的老家伙，但又很有趣。他似乎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尊重传统，因为，他尊重的只有事实。他实际上并不尖酸刻薄，而是个很幽默的学者，他只是把锋芒指向了那些他认为是谬误的东西。我认为明茨伯格的长处有三点：坚持以实地考察的方式进行研究；眼光犀利，抽提关键问题的能力极强；治学勤奋严谨，善于对经典理论进行重新解读。他的这三个特点贯穿了整个学术生命，《管理工作的本质》、《战略历程》、《管理者而非MBA》。在某种程度上，明茨伯格是最接近于大神德鲁克的男人，他的学说振聋发聩，而又真实有效。在德鲁克建立理论的许多领域，他都进行了非继承性批判。但坦白的说，我并不认为明茨伯格是个立论的高手，当然，他之所以只能做一个批判的高手，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是后来者。与明茨伯格最像的导演是路易斯·布努艾尔。布努艾尔习惯于对中产阶级的丑恶嘴脸进行轻描淡写而又不遗余力地讽刺，是超现实主义的大师。布努艾尔是我最喜欢的电影导演，同样的，从个人情感上说，明茨伯格是我最偏爱的管理学大师，我的导师，包括我自己，都和他有一些相似之处。
4.马克思·韦伯。韦伯的境遇验证了他的德国同乡尼采的那句话：“我的时代尚未到来，有些人要在死后才诞生。”在生前，韦伯的学说并没有多少人倾听，除了他的老婆；他极其热衷于政治，但是从政之路却屡受挫折；他的生活也并不快乐，与父亲长期不和，而且在父亲死后又罹患了神经性疾病。但在他死后，有多少人言必称韦伯！他的学说，并不仅仅是官僚性组织那么简单，他从三种权威分析入手，发展到三种组织，探讨了各种组织的利弊，又提炼出组织行为的合理性前提。他的学术思想是一条完整的线索。他一手高举着《经济与社会》，一手又高举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打通了从制度层面到精神层面的各个环节。他的学说总是因为理性、刚性、层级性而遭受攻击，而实际上，他是第一个对官僚组织的劣根性进行过反思的人。事情正如他所料，尽管官僚制存在种种不足，但任何人都不可能对它进行彻底革命。毕竟，它是如此的高效实用。与韦伯最像的导演是弗朗西斯·科波拉，古典、大气、严谨、优雅，韦伯与科波拉这两个名字的同义词是：伟大。
5.查尔斯·汉迪。他是欧洲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后裔，不依附于权力、金钱，而归隐于田园，坚持“第三种生存方式”。他平静、谦恭、内观。他说，他靠倾听来学习，末了又加了一句，倾听他自己。终其一生，汉迪始终热衷于探讨人的最终价值与组织的未来。他说他从来没有过原创性的学说，只是换了一种表达方式而已。而实际上，诸如三叶草理论、甜甜圈理论这样的妙喻，是如此的优雅有趣。汉迪的学说被人们概括为十大核心观点：自雇工作者、适当的自私、联邦制组织、三叶草组织、三I组织、圆环图原理、四种管理之神、中国式契约、S形曲线和权力补贴。汉迪才是管理学界的异类，他从宗教、哲学、社会学中汲取营养，他的学术之花开在管理学花园之外，但却“墙外开花墙内香”。与汉迪最像的电影大师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我们最终会发现：终于有人展现了我们长久以来想要表达却不知如何体现的境界。汉迪与塔可夫斯基一样，创造了崭新的、忠实于电影、管理学本体的语言，捕捉生命如同镜像、如同梦境，如此优雅。
6.克里斯·阿吉里斯。事实上，阿吉里斯是一位在中国管理学界长期被忽视的著名学者。他在组织行为学领域的洞见丝毫不亚于亚伯拉罕·马斯洛。与马斯洛类似，这个希腊人的子孙也有着孤独的童年。由于语言不熟，少年阿吉里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读书与思考上面，这也促成了他的早慧。成年之后，他成为了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他习惯于眯起眼睛，微笑着面对其他学者对他的批判。他足够达观，只因为他在乎的是学术本身。50年代，阿吉里斯从“个性与组织”的关系出发，建立了“成熟—不成熟”理论；60年代，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行为科学”，创建了“名义理论”与“应用理论”；作为延续性思考，70年代，阿吉里斯建立了“组织学习”理论。单双环学习理论、习惯性防卫、熟练性无能，这些富于哲学思辨的阐释，成就了阿吉里斯作为组织学习理论大师的声名。阿吉里斯学术思想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逻辑递进关系，也可以看出一名大师的成长与成熟。与阿吉里斯最像的导演是被誉为希腊电影之父的安哲罗普洛斯，对于生命，他们总是居于一种凝视的角度。
7.爱德华兹·戴明。戴明的存在势必会让很多人无地自容。他证明了，一个学者可以对生产实践产生最直接的促进作用，理论与实践之间从来没有严格的界限分明；一个学者也可以带动观念革命，造成全局性影响；而且，一个管理学的理论完全可以做到如此简洁有效、微言大义：“质量无须惊人之举。”我热爱戴明的简洁，就不那么着迷德鲁克的庞杂，推崇戴明的全面质量管理，就不那么感冒德鲁克的MBO。在80年代，很多人伸着脖子看戴明与德鲁克掐架，但实际上，这两个学术大师之间的分歧并不是那么明显。MBO只是被很多人执行坏了。不过就影响力而言，没有人能够比得上戴明，他是日本在二战后经济迅速腾飞的教父级人物，他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戴明理论的浅表层是14条要点，里层是基于成本考虑与全员负责制的观念革命，精髓在于“不断改善”与“享受生活的乐趣”。在导演圈，很少有这种“一招鲜吃遍天”的大师，或许，希区柯克可以勉强算是一个。
8.科特·勒温。勒温是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实际上，他对于管理学的贡献仅仅是其学术成就中的一小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副产品。但就是这一小部分，已经足以作为前贤傲视后人。勒温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几乎学过所有的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在将这两者相结合的道路上，他的成就前无古人，至今也后无来者。例如：行为=f（个人×环境）这样的表述方式，完全是学科融合的结果。作为大师的勒温创立了“拓扑心理学”、“场论”和“群体动力学”。勒温在管理学中最为人熟知的理论是“解冻—变革—再冻结”，而这只是他群体动力学说中关于变革章节所做的一些探讨而已。勒温还对领导风格做过三种类型的划分：专制式、民主式、放任式，其后的领导风格理论很少有能超出这三者之框架的。在我心目中，勒温是一位潇洒的骑士，一骑绝尘，策马奔去。才华不济的人只能沿着大师的足迹，在后面亦步亦趋。这种潇洒与才高，只有导演领域的库布里克可以比肩，但不同的是，库布里克一副不着边际的样子，而勒温呢，帅到掉渣！
9.玛丽·福莱特。她是一个不一样的女人。她一点都不漂亮，消瘦，老气横秋，一双死鱼眼，但却是波士顿上层社会的社交名流，据说谈吐脱俗、气质非凡，尽管如此，她还是一位老处女。她是一位在学术领域涉猎极广的奇女子，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管理学都卓有建树，这样的成就，即便是男性也难以企及。她是一位学者，但同时具有一流的执行力，参与非盈利机构的管理，效果显著。她是一位先知，在生前，她的演讲已经得到了众人的侧目，尽管这些人还不能确定她的思想究竟有什么价值，她预言，她的理论要等到近百年后的千禧年才能被人接受，的确如此。在她死后，厄威克这样的大人物不遗余力地为她的学说鼓与呼，大神德鲁克心悦诚服地称她为管理学的先知。从环形心理反应出发、到互动式的权威情景规律、再到相互作用形成职权的理论推演，福莱特的理论在画出了一个漂亮的弧线后形成了一个自洽且近于完美的闭环。福莱特是一位我迄今为止还没有完全读懂的大师，但她已经引起了我的不安，她把太多真理都已经说完。在导演界，也有这样一位彪悍的奇女子，莱妮·瑞芬斯塔尔，她曾经作为希特勒的御用导演拍摄了《德意志的胜利》与《奥林匹克》，这两部电影迄今都是纪录片领域的巅峰之作。瑞芬斯塔尔在纳粹倒台之后遭遇了一系列不公正的待遇，她说“女人是不能犯错的”，甚至在她100岁生日当天，还有人就纳粹大屠杀等问题对她进行指控。但她顽强地活到了101岁。
以上是我最喜欢的九位管理学大师。有我热爱的大师，相应的，就有我厌恶的大师。我最厌恶的伪大师有三个。其一是约翰·科特，这个人是领导与变革领域的大师。他在早年的时候，的确对领导力、领导与管理的差别、变革的步骤作过一些还算有成效的探讨，但他实在配不上显赫的名声，要知道，为什么说迈克尔·波特是获得哈佛大学终身教职最年轻的学者“之一”呢？因为那一年科特也获得了终身教职，而且他俩还同岁。在八十年代后期，科特成功转型为一名商业作家，在学术上再没有长足进展，空留大师之名。和科特最像的导演是吕克·贝松，早年他确实拍过一些严肃的电影，比如《碧海蓝天》，但从《这个杀手不太冷》之后，吕克·贝松就迅速蜕变为一个商人、一台印钞机，再没有惊世才华。我第二个最不喜欢的伪大师是一对儿，迈克尔·哈默&詹姆斯·钱皮，他俩创见了企业再造理论，而且还叫嚣：这个理论的价值丝毫不亚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边话音还没有散尽，那边再造理论就迅速破产。我把他俩类比为导演界的盖·瑞奇，在拍了《两杆老烟枪》、《偷拐抢骗》之后，华丽丽的陨落，江郎才尽。我第三个最不喜欢的伪大师是彼得·圣吉，除了系统性思考，他还有个什么？他只是一个麻省理工大学的兼职讲师而已，也就是票友水平，连个正式的教职都没有，说他是大师？天啊，聪明的，你告诉我，他是怎么混进去的？
PS：来到商学院之后，我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把自己的见识推翻一次，到这篇文章为止，算是把一年来大部分的见识都推翻了。有时候会自嘲：当初怎么会问那么愚蠢的问题？怎么会为那么一丁点的小事而心潮澎湃？完全是“小巷思维”，少见多怪。所幸的是，这一年的时间并没有荒废，的确是学到了一些硬梆梆的东西的，但成长的速度还远远不够快。
我用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专研管理学大师思想这个主题，读了超过100万字的资料，作了5、6万字的读书笔记，总算是理出了一些头绪。我越来越相信我导师的观点：当知识积累和思考达到一定程度时，自己的思想就会逐步形成。但是，我攒下的这些知识，还有思考，究竟到哪一天才能派上用场，会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空学了一身屠龙技艺？这还吃不准。歌德曾经说过：“一个人在年轻时积累了许多银币和铜币，年岁愈大，这些钱币的价值也愈高。到了最后，他年轻时的财产在面前块块都变成了纯金。”但愿这句话是对的。但出于现实的考虑，我也要去找一些窝窝头，先填饱肚皮再说。
未来的三个月，将是异常艰苦的三个月，再也无暇他顾，我希望自己能够一个人从容走过。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时间更新博客，我也厌倦了自己喋喋不休的表达。很多时候，这种表达是喜气洋洋、兴冲冲、闹哄哄的，幼稚得很。只有热情，而没有水平。只能代表我年轻过。值得庆幸的是，我在年轻的时候下过十足的苦功夫，留下过认真严肃的文字。尽管很累，疲累。我期待着自己的成熟，以及还会有足够的闲情诉诸笔端。谨以这三篇文章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们，尤其要感谢我的导师杨斌教授，您教会了我太多太多。
闷骚，乃是一种人生境界。一个闷字，沉郁古怪，神秘莫测；一个骚字，风华绝代，风情万种。闷骚，乃是一种不张扬的优美，不淋漓的畅快。
我的导师杨斌教授是一位老派的知识分子，低调而又勤谨。在我的眼中，他是南开大学商学院最有才华的教授，思维之深刻、独到，很少有人能够企及。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凡事不事张扬，从不哗众取宠。在很大程度上，他是一位古板的教授，最大的志趣在于教书育人，且嗜书如命，把阅读、思考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尽管在学术上常有惊人之语，但为人却总是谦和有礼，在生活中也时有幽默之语。
许多作者喜欢在书的扉页上写上“谨把此书献给某某”之类的温情话语。在我读过的书中，我最欣赏明茨伯格所写的《战略历程》的赠言：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喜欢开阔的原野而不是樊笼的人。我想，任何一个热衷于研究管理思想史的读者，都可以从这句话中深深地感受到共鸣。
今天上完了研究生期间的最后一堂专业课，我很满意。回来的路上，我在想为什么这堂课我听进去了，而大部分的课程我都认为是在浪费时间。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对于今天所讲的领导理论，我很感兴趣，在私下里做足了功课，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框架；其二是，对于各个理论之间的细微差别与内在联系，我还没有完全吃透，存有疑惑。而老师的作用则体现在，让我的思维框架更加丰富、完整；打通了我此前没有理顺的关结。从中我有两点心得：1.有体会才有共鸣；2.有益的教学方式在于点拨、诱导，而不在于传授知识。
今天逛图书批发市场的时候，看到一本小书的书名很有意思，《谁使我怦然心动》，是一位小女子品评图书与电影的集子，我很想把这个书名拿过来做这篇博客的题目，副标题是：我的管理大师情结。我觉得这个略带几分如同少女心头撞鹿似的情愫的词句，很好地形容出了我最初读到这些管理大师时的感受。就像我读到波特，读到明茨伯格，读到阿吉里斯，读到戴明，读到汉迪时的兴奋与狂喜。
在《个人与组织的未来》一书中，查尔斯·汉迪以这样超然的笔触写道：“随着年事渐长，我越来越关心较长远的事，因为我们向前眺望的距离，就恰似于向后回顾的距离。”他把希望寄托在“年轻的老者”身上，并希望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人生是快的，这你很快就会知道。当我回顾管理学百年历史的时候，常常会发出这样的兴叹：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而与之相对的，多少大师转眼即成云烟。不消多时，他们就会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并且，还会被一些轻狂的后生一再攻击：他们试图在这些大师的地盘上，勉强找出几个缝隙，钻进去安身立命。或者，培上一层芬芳的新土，招人耳目。前者诸如亨利·明茨伯格，后者诸如汤姆·彼得斯，吉姆·柯林斯，彼得·圣吉。
“我们长期以来的想法和感受，有一天将被某个陌生人一语道破”，爱默生在《我的信仰》里这样说道。其实，我很想把这句话中的“陌生人”换成另一个词：外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