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杨斌教授是一位老派的知识分子,低调而又勤谨。在我的眼中,他是南开大学商学院最有才华的教授,思维之深刻、独到,很少有人能够企及。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凡事不事张扬,从不哗众取宠。在很大程度上,他是一位古板的教授,最大的志趣在于教书育人,且嗜书如命,把阅读、思考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尽管在学术上常有惊人之语,但为人却总是谦和有礼,在生活中也时有幽默之语。

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和杨斌老师第一次聊天。当时我开门见山,直接列出了我为什么选他作导师的三大理由。他悠悠然地抽完了一根中华,然后给我开出了一张书单,让我回去好好读读。一年后我深信,这是我跨入商学院之后作出的最正确的一次选择。

在此之后的半年,我时常到他的办公室聊天。后来连杨老师也形成了惯性。见我去了,直接从旁边抽出一把椅子说:“又困惑了?坐下聊聊吧!”现在回想起来,每次聊天都让我受益匪浅,这些谈话的价值甚至超过了我在课上的所学。

我一直都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听话的好学生。赶巧的是,一个叛逆的学生遇见了一个很有批判思想的老师——如果一个41岁男人的电脑桌面还放着切·格瓦拉的话,那你就知道他的骨头有多硬了!——但不凑巧的是:这个学生的想法也太多,热衷于思考,习惯于质疑。

我曾经怀疑过杨老师开出的书单,这张书单上有畅销书,有学术专著,有人物传记,有媒体报导,甚至还有企业小说,唯独没有一本正儿八经的教科书。有些作者如雷灌耳,有些却也闻所未闻。我不禁怀疑:这张书单真的有用吗?它的权威性究竟有多大?

对于这些问题,杨老师曾经跟我说:学习商科是学习一组逻辑;你千万不要读教科书,真正的思想精华只能从其他的书籍中汲取,哪怕你最后没有形成自己的思维框架,那也比盲目盗用其他人的要强得多。遗憾的是,他的这些谆谆教导,我用了一年时间才最终感悟。或许,我也应该学着许三多的样子说:杨老师,我是不是可笨呢?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把学到的东西忘掉,剩下的就是教育。我现在想,即便我把所有的理论、大师统统忘掉,也还会清楚地记得杨老师的思维体系。我把它概括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真的吗?为什么吗?这是一种批判式思维的思维习惯,其直接延伸为悖论式思考。第二个层次是:5W1H,甚至在此之后再问一遍5W1H,可以说,任何难题都架不住这种全方位、多角度的连续拷问。第一个层次与第二个层次放到一起,最容易出现的思维越界是比较式思考。而第三个层次是:整体性思考、本质性思考、动态性思考。这三个维度完美的整合了宏观、中观、微观,以及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是一组放之四海皆准的思维工具。

但是其中的内在逻辑必须要靠自己去感悟,去一层一层地打通,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体系。有一天,我终于读懂了杨老师书单中的内在逻辑,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是《黑客帝国》中 Neo 终于看清了 Matrix 的代码本质,我发现这张书单上的所有书籍都可以归为三个层面:战略结构层面的经营思路,资源秉赋层面的内在差异,以及动态发展层面的不均衡动力。在我的观念里,这打通了一家公司得以维系、进化的所有内在逻辑。

直到前段时间,我终于搞清楚了杨老师蔚为推崇的伊丹敬之、彭罗斯,甚至是特纳、加护野忠男,都是不折不扣的大师量级的学者。他们的学说就像是埋藏在海边沙滩中的珍珠,很多人看到了礁石,捡到了鹅卵石,但只有细心地刨开表面的这层土,才能拾到真正的珍珠。在某种程度上,吾师杨斌和这些安心治学的学者是一类人。

PS:天羽就要离开了南开了。今天晚上,我们邂逅了一只很瘦、很邋遢的流浪狗,喂了它半根火腿肠,追了它好半天,后天发现它很可能是一个漂亮女人的家宠,这个女人真是既美丽又邪恶。我们在绿天寿司度过了一个晚上,谈了些乱七八糟的。在五宿门前告别,彼此挥了很多次手。送走了天羽,我即将搬回本部,开始我的研二生活,但我总觉得,我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那些朋友,已经远走。这个空空的园子里,没有几个人再唤我“麦田”。



许多作者喜欢在书的扉页上写上“谨把此书献给某某”之类的温情话语。在我读过的书中,我最欣赏明茨伯格所写的《战略历程》的赠言: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喜欢开阔的原野而不是樊笼的人。我想,任何一个热衷于研究管理思想史的读者,都可以从这句话中深深地感受到共鸣。

我认为在管理思想史这个范畴之内,有三类作品,一类是侧重于历史的,着墨于时代背景与管理大师;一类是侧重于学派归类与理论爬梳的,其中名气最大的当推哈罗德·孔茨的大作;还有一类是手册式的,谈的很少,但是面面俱到,可以当字典来用,有的以管理学家来划分,有的以学派为体例,有的则侧重于理论。

在第一类作品中,我认为最好读的是斯图尔特·克雷纳的《管理百年》,这本书以时代为纲,每十年为一个章节,每个章节侧重于在这个十年中管理学发展的一个主题,比如六十年代的营销管理、七十年代的战略思想。作者克雷纳是财经记者出身,和所有的传媒人一样,他喜欢谈时代、谈巨人、谈趣事,整本书写得轻松流畅,又不乏思想与智慧。我第一遍读这本书的时候,真是爱不释手,但现在又认为它不够深刻,多少有点浅尝辄止的意思。更适合于管理学入门读者,以及理论功底不很扎实的经理人。

在这类作品中,我认为最牛逼的当推丹尼尔·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这本书写得很扎实,作者功力深厚,从早期的管理学思想启蒙,一直写到八九十年代,时代、理论、传记融于一炉,写得丝毫不乱,语气从容,难能可贵的是加入了大量自己的理解,文笔又极佳。要想把这本书吃透,是件挺不容易的事情,需要做大量的功课。

在第二类作品中,明茨伯格的《战略历程》是本不可多得的好书。我以前一直以为明茨伯格是个很刺儿头的老家伙。其实不是,他就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管理学家,眼光犀利,思想独立,而且很聪明,行文风趣幽默。《战略历程》是本很有深度,但又写得很透彻的作品,与其说是综述,不如说是明茨伯格对于各个学派的重新划分与再次批判。

很遗憾,我迄今还没有完整地读过孔茨的《管理学精要》,倒是读过香港中文大学刘忠明等三位教授合著的《管理學精要》,从任兵老师那里借到的,目前大陆还没有简体字版本。这本书写得非常浓缩,短短200页,把各个学派,各种思想说了个明白晓畅,我很欣赏作者行文的简洁优雅,希望这本好书尽快在大陆出版发行。

我不太喜欢第三类作品,大多数这类书籍流于空洞,编的成分远远大于写。只是资料的罗列,而缺少内在的思想。比如,国内学者方振邦主编的《管理思想百年脉络》,巨烂无比,多处硬伤。我就纳闷了:勒温40年代就已经去世了,他的思想怎么还能归类到50年代?前段时间系主任崔勋教授借我一本《管理大师手册》,是英国人马尔科姆·沃纳写的,简单的翻了翻,体例还算严谨,资料整理得比较清楚,是本还可以略读的好书。

在管理思想史这个题材之下,还有一类作品呈现于在各个媒体之上。查尔斯·汉迪就为BBC写过讲稿,这13篇文章后来编纂成册,收录在《大师论大师》中。但坦诚的说,这本书写得过于简单,只是汉迪的文风一如既往的优雅淡定。相似的还有《金融时报》,也做过几乎同等水平的介绍。在国内,《21世纪经济报道》开设过《大师名册》的专栏,撰文者徐志跃是一位对管理学大师很有兴趣的出版人,现供职于三联。《管理学家》的封面文章始终关注于大师思想,这个栏目的主持人刘文瑞教授,是一位对管理文化、管理历史很专注的学者,他所主持的这个栏目,水平之高,令人叹为观止,远远超过同类的报道,甚至超过大多数的专著。正应了大前研一的观点:专注成就专业。

PS:梳理管理学思想史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且,稍有不慎就会流于空泛。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想:读管理思想史有什么好处?可能的益处有两个:其一是,有利于思维的开阔;其二是,有利于问题意识的产生。读思想史读得多了,总喜欢用一种理论去解释另一种现象,有时候也难免出现误用。如何才能做到既界限分明,又纵横开阔,实在非一日之功。这也是学术突破最难的地方,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大坎儿。



今天上完了研究生期间的最后一堂专业课,我很满意。回来的路上,我在想为什么这堂课我听进去了,而大部分的课程我都认为是在浪费时间。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对于今天所讲的领导理论,我很感兴趣,在私下里做足了功课,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框架;其二是,对于各个理论之间的细微差别与内在联系,我还没有完全吃透,存有疑惑。而老师的作用则体现在,让我的思维框架更加丰富、完整;打通了我此前没有理顺的关结。从中我有两点心得:1.有体会才有共鸣;2.有益的教学方式在于点拨、诱导,而不在于传授知识。

我对商学院研究生教育模式的厌恶由来已久。这段时间读明茨伯格的《管理者而非MBA》又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他在书中谈到,MBA教育是以错误的方式培训错误的人,并且得到了错误的结果。这个逻辑放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下也同样成立(以下所谈的教育模式问题仅限于商学院研究生教育范畴,为简洁起见,不再赘述)。

我认为其中最荒诞的一个现象在于:对着一群压根儿就不想搞什么科学研究的学生大谈学术问题。这其中的主要矛盾在于:错误的定位。在国外,研究生教育主要有两个作用,其一,作为淘汰不合格的博士生的一种备用手段;其二,作为满足继续读书愿望的本科生的一种折中办法。我觉得这两种定位都很健康。所以,国外的研究生教育普遍很短,很多只有1年。你看国外工商业人士的简历上,很少有出现“管理学硕士”这个词儿的,大多就是本科,工作了一段时间,可以再回炉读个MBA什么的,基本上完全应用导向。但我们的教育模式就很怪异了,我们是2年时间,以前还是3年,更要命的是,我们是对着一群压根儿就没有学术热情的本科生进行准博士生的备用教育,其手段是大量的论文阅读,其结果是炮制出一篇又一篇——看上去很规范的,但也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甚至他们自己以后也懒得看的——学术论文。然后拍拍屁股走人。

如果你以旁观者的姿态,老远一望,你甚至会纳闷:这伙人到底在搞干什么?

所以在这种错误的定位下就没法不出错。结果你看,这个体系中的所有人都在不知所措——学生们跑出来抱怨:我们多读了2年,但没发现和本科生有什么不同啊?——老师们就赶紧跑出来安慰他们:本科生是 know how,你们是 know why 啊!层次不同!——其实这话最骗人了!如果你继续去读博,继续去 why 去了,那这两年就没有白念了!但遗憾的是,你出来之后还是要找 know how 的工作,干 know how 的营生。企业需要你的执行力,而不是思考力。运气好的话,熬上个3、5年,你终于熬到了 know why 的位置了,结果发现,企业教给你的那一套 why,似乎更管用!

那么,我们的研究生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直面这个问题非常尴尬,因为我们正试图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假设出发,推导出一个似乎合理的答案。于是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成了这个样子:从偏向应用转向偏向研究,从职能教育转向专题讨论,从教师主导转向学生主导,从阅读教科书转向阅读学术论文。其结果是:学生们的英文阅读水平、PPT制作水平倒是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在这其间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并且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很多课堂变得匪夷所思:学生做PPT,还有写结课论文,仅仅是为了应付老师。

有趣的是,我们的老师还特别认真负责,我把他们比喻成不肯断奶的老妈子:学生不肯学了,他们还真跟你着急,一逃课就跟你凶,明明已经过了吃奶的年龄,但还硬要喂。结果老师越负责,学生越苦不堪言。他们就没有想过,这些学生为什么要读研?我说我们的社会尊师重教的传统太过严重,结果出现了用人单位的两种倾向,其一是,误以为研究生的水平就比本科生高,其二是,明明知道水平差不多,但是觉得硕士比本科光彩。所以,我们的学生读研基本上就是功利导向的:给我一个文凭!对于保研一族,他们很难得到本质的提高,因为已经学得够扎实了,或许他们在入学的时候还指望多学点东西,事实上也是,4年的学习变成了6年,怎么都能多学那么一点点,但是在时间成本考虑并不划算;对于考研一族,倒是有一些实际的利益,比如换一所好学校,换一个好专业,考研热主要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研究生教育的这种本质的不合理性,还裹着一层似乎合理的外衣。想改变它太难了。况且,我们的很多教师也从来没有跨出过校门半步,因此,他们也显然更适合进行研究型教育,从理论到理论,结果是研究模型做得越完美,就跟企业实践走得越远。

在这一系列的矛盾错误之下,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修正,让损失尽可能地减小。从学生这个角度,我说一点自己的经验之谈。我认为商学院的教育需要两条腿走路,也就是一直所秉承的哈佛模式与沃顿模式,一条腿是案例学习,一条腿是理论研究。

案例学习的突破口在于对失败案例的分析。就像马云所说的,成功有各自不同的经验,失败的原因就那么一两条。但对于案例的学习,最大的麻烦出在学生身上,他们是一群没有经历过企业实践的人,没有体会,就没有共鸣。同样是《从优秀到卓越》,丁磊也看,你也看,但收益则是天壤之别了。而可取的方式是,模拟一种情景,把自己扔到实际的案例情景之中: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反思自己所犯的错误。

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在于对经典理论的深掘。我甚至认为,近10年来所有新出现的理论、论文都不值得一读。一方面是,这些理论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另一方面是,这些理论大多是在拾大师的牙慧。比较典型的是《蓝海战略》,完全没有超出波特竞争三部曲的范畴,而且肤浅得很。经典理论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它几近完美的正确性,其次是它足够的开放性、启迪性。所谓创新,最便利的途径就是回到源头。中国古代的武林高手总说:万变不离其宗。我认为就是这个道理。

案例学习与理论研究解决的问题是知识的积累,而不是知识的运用。这两者之间的路径是知识的整合。别人说了什么毫无价值,关键是你理解了多少,你进行了怎样的解读,有多少内化成了你自己的知识。我的一个很深的体会是,这种解读哪怕是错误的,也比没有解读强了太多。阿吉里斯曾指出有效的学习途径是通过结合自身以前的经历产生共鸣,汉迪说学习是在宁静中醒悟到的经验。不同的人看到了同样的本质。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怎样表述你的知识,《麦肯锡方法》中谈到过30秒“电梯测验”,指的是怎样在乘电梯的30秒内清晰准确地向客户解释清楚解决方案。坦诚的说,这也是我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进行研究生教育的老师,我只想提两点建议。其一是,进行点拨式教育,而不是填鸭式教育。你所面对的这些研究生,是最善于应对应试教育的群体,他们很聪明,都是看教科书的高手,试问:他们有什么东西学不会?他们比老师更善于学习新知识,记忆力又好。老师所要做的就是引出问题,启发他们的思维,对关键问题进行点拨,而不是让学生去给老师讲PPT。其二是,老师需要稳住心态。对于不想学的学生,完全没有必要强求。你所面对的这些研究生,是出生在80年代以后的个性极强的成年人。他们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研究生教育不是义务教育。他们是拿了家里的钱来读书的,如果他们逃课了,那还是说明你的课上得不够精彩,所以他们更愿意去做其它的事情。同时,教书是老师的天职,哪怕这堂课只有一个学生愿意听,你也应该把课讲好。为什么?因为他想学,你又是老师,你还拿了工资,你就欠他的账。而对于所有不想学的其他人,老师没有任何亏欠,无需强求。

PS:在上研究生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生活会过得很有条理,很有计划性,但反过来看这一年的生活,还是很混乱,很冲撞。这似乎也说明了,战略的计划学派立不住脚。坦诚的说,我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很少,所幸的是知遇了几位非常优秀的老师,而对我收益最大的是,看了50多本商业类书籍,关注过几档商业类节目,参加了几次商业比赛,结识了几位好朋友。在学习方面,我有几次顿悟:第一次是,不动笔不读书;第二次是,无反省无进步;第三次是,方法论是个好东西。在生活方面,也有几次顿悟:第一次是,身体是1,其它都是0;第二次是,父母是生命的一部分;第三次是,家庭比事业重要得太多了。对于人的理解有了几次加深:第一次是,冰山模型与久哈利房间;第二次是,利己主义;第三次是,约拿情结。大彻大悟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把自己想到的东西反过来做就对了。



我想把《追击者》这部片子放在《十二宫》与《杀人回忆》之间,作为刑侦类的影片,《追击者》几近完美,在气氛营造、节奏把握方面,已经丝毫不逊于《十二宫》,而且更具观赏性。所不同的是,《十二宫》和《杀人回忆》一直收着一口气没放,看到最后会有一丝怅然若失的迷茫与伤感;而《追击者》却给出了一个确切的结果,但这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安慰,仍然是惊魂未定,内心被抓得太紧,即使一下子松开了,也是酸痛得很。

事实证明,在韩国电影的工业流水线上,每隔几年总会诞生几位大师级的导演,比如扛着大旗的、曾任韩国文化部部长的李沧东,以及墙外开花墙内香的金基德。但我一直认为,韩国电影界最牛逼的家伙是奉俊昊,最让人血脉贲张的是朴赞郁,最游刃有余的是姜帝圭。而在《追击者》的导演罗宏镇身上,依稀可以看到这三人的影子。

倒着说,先说姜帝圭,这个人差不多只有两部作品,其一,是里程碑式的《生死碟变》;其二,是万人空巷的《太极旗飘飘》。姜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作为一个商业片导演,他洞悉了观众的心理,他知道往哪里捅,观众会大呼过瘾,又往哪里捅,他们会痛苦流涕。撕去一切浮华的外衣,《追击者》是一部注定会成功的商业影片:节奏快,故事一波三折,风格冷峻凌厉,题材敏感,怎么看怎么有《生死碟变》的影子,像风一样奔跑,像黑色一般凝重。

再说朴赞郁,这个家伙就是亚洲版的昆汀了,而且,比昆汀更邪恶,更斗狠。我看《追击者》的时候,眼前几次浮现出《我要复仇》的场景,尤其是池英民折返回去,又阴差阳错地在杂货店把金美珍残忍杀害的时候,我真忍不住喊出“住手”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而这种曲折荒诞与暴力血腥,确有几分朴赞郁的形似。所不同的是,朴的作品是要深化复仇过程中的内心纠结,是“不可撤销”的痛苦,而在《追击者》中,还没有见到类似的深度。

最后说奉俊昊,我之所以认为这位鬼才导演是韩国第一,是因为他的作品总有一些意在言外的韵味。最明显的例子是《怪物》,你可以把它当作还算不错的险怪类影片来看,也可以从中解读出政治、亲情、国民等一系列主题。从形式上来看,《追击者》无疑最接近《杀人回忆》,讲的都是追踪连环杀手的故事,所不同的是,《追击者》一开始就把结果扔给你,然后再把这个故事讲得跌宕起伏,充满泪水;而《杀人回忆》一直是悬而未决,你刚认为有了头绪,它刺溜一下又跑了,而在这个过程中,整个一个年代的回忆如影随形,直到唤起一代人的群体回忆,满眼含泪。

从这个角度来看,《杀人回忆》的水平比《追击者》高得不是一星半点儿。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从《追击者》题材本身可能具有的表现力来看,罗宏镇已经做得近乎完美了,尤其是加入了政治讽刺的色彩,又巧妙地嵌入了小女孩这个人物,使得感情这条线的情绪一直很饱满。同时,他为故事赋予了一种深沉凝重的基调,尽管整个故事讲得酣畅淋漓,水银泻地,但从电影手法上,却是不温不火的老成持重,使得《追击者》看上去完全不像是一部处女作。公允地说,这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看的片子,不可多得,不可错过,而且作为处女作,实在难得!挑剔地说,它在某些关键情节的处理上,同样未能免俗,此外,少了一些应有的粗糙,或者是犀利,最大的缺点是:不够复杂。



今天逛图书批发市场的时候,看到一本小书的书名很有意思,《谁使我怦然心动》,是一位小女子品评图书与电影的集子,我很想把这个书名拿过来做这篇博客的题目,副标题是:我的管理大师情结。我觉得这个略带几分如同少女心头撞鹿似的情愫的词句,很好地形容出了我最初读到这些管理大师时的感受。就像我读到波特,读到明茨伯格,读到阿吉里斯,读到戴明,读到汉迪时的兴奋与狂喜。

总有一种思想使你怦然心动,让你发现,早就有人将你长期以来的想法与感受,一语道破,而且,说得更加全面、清晰、深刻。我总是对这些大师以及他们的思想保有高度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初恋般的热情,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的地步。有时候,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就在下面咕哝:这个思想谁谁谁早就谈过了,而且谈得更为精妙。

我特别迷恋管理学的思想,以至于我们宿舍的刚哥说我这是保留着做记者时的“恶习”,总是喜欢谈论文化呀、社会呀,不像是个商学院的学生。其实也不尽然。上学期我跟青青聊天就说,我一方面喜欢宏观的思想,一方面热衷于具体的实务操作。她笑我人格分裂,我一时无言以对,反正也古怪惯了,不在乎这一星半点了。但我前段时间学了个好词儿,叫“扣其两端而揭”,孔子说的,正好可以用来解释我的这种研究分裂倾向。

套用孔茨的逻辑,我是特别喜欢技巧性技能与概念性技能,这位仁兄曾经把管理学技能分成三类:技巧、概念、人际;用肖知兴的话说,我是格外在意器具与精神层次,这个青年学者把管理学的学习分成三个层次:器具、制度、精神。但我并没有完全摒弃人际,或者是制度维度。所以,我对管理学的学习有自己的划分,分为:常识、逻辑、心态三个方面。

常识指的是一组具体的做法,关注于怎样做才更为有效,比如什么样的广告用语最能迎合顾客的心理需求,什么样的薪酬设计最适合什么类型的企业,概括地说,这组常识关注于怎样“正确的做事”;逻辑指的是一组思想、思维方式,或者说是思维框架,它并不仅仅是在强调“做正确的事”,很多时候,它更关心的是通过严密的分析排除掉肯定不正确的事情,而正确的事情,仍然需要不断试错。而心态,指的则是在常识与逻辑之上的东西,它综合了长期的自身经历与自我思考而自然形成,我们说管理者需要蓄深养厚,修身养气,修身养性,这个“气”、“性”,我以为指的就是管理者在经营企业时的心态。

如果画一个三角形的话,最上面的尖端是心态,下面两个底角分别是常识与逻辑。三个角之间的连线都是实践。当然,与“心态”的连线或许需要高级一点,毕竟需要长期的积淀,需要在企业中做到一定的位置,也需要一点悟性。而作为一个商学院的学生,最需要打通的则是常识与逻辑之间的路径,我以为,企业实习的意义就在于盘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此外,只有常识、逻辑这两者都具备了,才可能在此之上形成心态。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到达“心态”的路径也会千差万别。有的企业家出身草根,有的则受过良好的教育。

这段时间我终于想明白了为什么吾师杨斌在第一次跟我谈话时就说,学习管理学是在学习一种逻辑思考能力。因为常识这个维度,非切身接触不能感同身受,故而在实践中也难以拿捏火候;而心态这个东西,非长期经历,反求诸己不能独立成思,且具有相当的独特性,他人不能轻易复制粘贴。而只有逻辑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固定性,是对企业的经验总结,但很多时候,这组规律不具有绝对的必然性,它更像是圈定了一个范围,正确的方法只存在于这个范围之内,但仍然具有开放性,而诸如SWOT、PEST、五力模型这些思维工具,则是为了尽快圈定出这个范围。

站在逻辑这个角度上看,大师的价值就非比寻常了。他们的思想对于常识、心态的形成有着最直接、最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点已经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他们的思想不仅是经验的升华,思维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这些思想具有足够的启迪性,仍然可以进行重新解读,再生成新的规律,或是思维的工具,某种意义上,这些思想就像是挖掘不尽的宝藏。

为什么要在管理学中谈思想?这点非常独特。因为,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理念驱动下的职业。唯独在管理这个行当,思想可以直接成为一种生产力。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近邻日本在二战之后的崛起,他们凭借着戴明的质量管理思想,在五年之内赶英超美,实现了不可思议的跨越。全球第一CEO杰克·韦尔奇,当年也是靠着一些看似寻常的思想,诸如6个西格玛、数一数二、群策群力、无边界组织,而成就了GE的伟业。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些思想是如此的朴实无华?为什么他们成功了,而别人没有?为什么其他企业总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我觉得有三个原因,其一是:片面的解读,其实任何一种管理学思想,都是从器具、到制度、到精神,一组完整的逻辑体系,而不仅仅一套做法,或者是一组制度,比如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其实在精神层面有着很完整的阐述,而我们往往只学到它的“形”,而忽略了其中的“神”。第二点与之相关,任何一种思想,都需要放在特定环境下进行重新解读,这种思想之所以成功,是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与环境特异性的。还是说日本,它之所以能在战后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此60年前,日本就率先完成了工业化改造。涩泽荣一将西方的科学方法与中国流传过去的儒家思想融于一炉,一手持算盘,一手拿论语,讲求义利合一,带领日本走上了一条独具本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他的影响持续至今。第三点是,这些思想必须经过实践的不断检验,在这点上,我认同明茨伯格的比喻,管理是一门手艺,其过程就像是在塑陶。你需要自己去摸,去碰触,去不断的练,去不断的犯错、总结、再做,才能把握其中细微的分寸感。往往就是那么一丁点儿的不同,其结果就是天壤之别了。

我有时候觉得管理学这个东西很怪。它看似简单,就像彼得斯在《追求卓越》中总结的那样,成功企业的经验往往就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几条,但很多人做不好。其中的原因也可以用上面的道理进行解释。我把管理学的内在逻辑看成一组说得清楚的道理和一组说不清楚的道理。任何一个伟大的管理学思想,都必须同时包含这两部分。它要有一定的确然性,否则不实用;也要有一定的开放性,否则不适用。它要首先是一种科学,此外,也要具备成为一种艺术的可能性。现在市面上充斥着大量愚不可及的管理学著作。我以为,大多是没有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开放性还有另一层含义。为什么管理学不像经济学那样具有理性的光辉,而更像是一门“杂学”?正是因为它具有的这种开放性。对于说得清楚的东西,我们可以进行类似经济学那样的分析、判断,而对于说不清楚的东西,比如路径依存、环境影响、人员心理等等,则需要经济学之外的解读。所以你会发现,管理学的发展上溯到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发轫于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而后来融入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工程学,甚至自然科学,都是为了解决科学方程式之外的复杂性、动态性与不确定性。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企业本就是一个经济实体与社会实体的交集,而它的核心问题是人。管理学之所以朴素,是因为人类本身热爱简单,希望他所处的世界还没超出可以理解的范围,简单、实用、不变的原则是最好的。管理学之所以复杂,是因为经济、社会、人,三者之间的关系纵横交错,且又不断发展、演变,所以,管理学只有恒久的问题,没有终结的答案。

那么,为什么要重读大师,正是因为管理学中还保有一定的确然性,就像物理学定律那样,你可以进行无穷无尽的推演,但初始的基本定律就那么几条。在大师的身上,你总能寻觅到一种先知的味道,他们早已把管理学的逻辑、关节打通,而具体怎样延展,完善,落实到实践,则是后人自己的事情了。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总结: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我以为,我们今天重读大师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PS:《谁使我怦然心动》这个系列将写三篇,下一篇想谈一谈这一年来读研的感受,主要论及三个方面:第一,我为什么认为现在商学院的研究生教育模式有问题,错在哪;第二,我认为什么样的学习方式是适当的;第三,我认为哪些书籍是最值得一读的。最后一篇想谈一谈,我最喜欢的九位管理学大师,以及,我最不喜欢的三位所谓的管理学大师。这三篇文章算是我对一年来学习生活的经验总结,带有鲜明的主观性,也显然会比较极端。当然,我希望这种极端式思考能带来一些真知灼见。



连着两天的夜雨,下得人心里湿漉漉的。天津本来是座很干燥的城市,干燥得没有柔情,只剩下呛人的土气。而在今年这个毕业的季节,雨水却反常得多,雨水滂沱地砸在地上,滴滴溅在离人的心里。

我的心里空落落的。看红薯的博客,这个孩子哭成了泪人;中午去送春春,轻轻的一个挥手,或许两人就此永别;在QQ上跟阿姣说,你们走了,这个学校放佛就成了座空城。我的心里被掏空了一大块。

记得去年7月的时候,我独自走在校园里就是这样的感觉。所有的景物都是那么熟悉,但又觉得是那么陌生。走在任何一个地点,都能回忆起一大串的故事,一大串的人,一大串的笑声,而那些真挚的朋友,转眼都不在了。但那时候,我还有04级大批的朋友可以欢笑,而现在,他们也离开了。我突然觉得属于我的大学时代都已经过去了。这个学校里,再没有几个我可以交心的朋友了。那样的友谊似乎永远都不在了。

前两天跟几个朋友喝酒,我们说,还是本科时候的感情单纯,热烈。那时候大家还小。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想起来第一次看见红薯与小雪的样子,第一次与淇淇、小玮见面的情景。那时候,大家都单纯的像个孩子。四年啊,就这样在彼此眼中长大、成熟,尽管后来变了样子,换了衣装,却瞒不过老友的眼睛。如今,我深深地怀念着那些我们可以彼此无条件陪伴的朋友,怀念着那些可以没有任何避讳地倾谈悲喜的知己。

或许明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也不会有现在的难过。我这几天觉得,本科的时候,就像是初恋,因为生涩,反而多了几分真挚、坦诚、关爱,甚至是傻气,而这种美好的情愫会像烙印一样相随一生;而研究生,就像是二婚,彼此轻车熟路,各取所需,有的或许只是表面上的和谐,而少有心心相映的伴侣。因为这个,今年的六月我格外伤感。



和郝二坐在清华外的一家小餐馆里,我才知道在过去的3个月中,又有4名03级生物技术系保研、保博的同学,相继退学,其中的2名男生是我大学四年的室友。他们走的时候悄无声息,而我因为转系的原因,也疏忽了与他们的联系。再加上去年退学的金涛,保博之后又放弃的lana,当初选择保研南开的同学中,继续就读的所剩无几。而这只是研究生第一年。 

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不是吗?这种状况放到任何其他专业都极为罕见。而对于生物系的学生,早已见怪不怪了。这次退学的一名男生,本科始终睡在我上铺,他是03年考入南开的天津生源中的第二(or 第三)高分(第一高分也在生物)。那个分数,当年高到足以在清华读计算机系。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也是除了五所重点高中之外,唯一超过600分的天才学生,况且家境贫寒,5口人的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当年,他的传奇事迹被多家天津媒体报道。但高考时,姐姐为他做出的一个不慎选择,或许会让他遗憾终生。

另一个男生也和他差不太多。年纪很小,性格有些木讷,也是家境贫寒,而且,妹妹还在北京打工,为哥哥减轻家庭负担。大一的时候,他用功到可怕的程度。我还记得,在元旦前夜,我们灌了他一大杯酒,直接把他放倒了,2个小时之后,午夜12点,他折腾起来看书,说他还不能睡觉,因为没有完成今天的学习任务。我们其他五个人当晚都非常内疚。

我们寝室当年6个兄弟,3个保研,其中一个是直博;1个去了密歇根州立;1个考研未果,回嘉兴老家找工作去了;还有我,转了专业。除了赴美留学的那个哥们儿,其他5个人对生物系的前景都比较担忧,其中4个,直接是厌恶,尤其是我。

我一直觉得生物热是高考热门专业中最大的谎言。仅在南开,这个专业的平均入学分数连续7年全校第一,而在本科之后,在国内择业的平均薪水仅在2000元/月左右,研究生之后,这个数字也难以超过3000元/月。而相比于那些根本找不到对口工作的同学,这个薪水已然不错了。或许,唯一值得骄傲的是,这个专业的出国率一直相对很高,我们年级120人中,有20多名同学飞往北美和欧洲。同时我可以很坚定的说:这些同学是我见过的最用功的一群人,最有理想的一群人,在矛盾之下,最勇敢坚持的一群人!真的祝愿他们能够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You deserve it!

在2年多前,我在“我爱南开BBS”生科院版上曾经大放过这样的厥词:“一个高尖端的学科,一个发展口径较窄的学科,择业范围必然很窄。在这个学科没有产业化之前,多数毕业生将为曾经的选择后悔不迭。一个需要国家政策倾斜,大力拨款扶植的学科,不是一个社会化的学科,更不是一个健康的学科,起码现在不是。生物专业现在很热,以后会更热,但是从‘研究热’到‘产业热’这段路怎么走,能不能走下去,需要多长的时间,都是未知数。生物学科肯定会发展,但是任何基础学科的发展都将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几代基础科研工作者的含辛茹苦和他们仅有一次的青春!”

在2年多前,我因为经常在BBS上大放这样的厥词,而被经常请到院团委“喝茶”,往事不堪回首岁月中,而现在,多半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尤其是对待 Delta。在2周前,我在路上见到了团委的 nklee,他对我也抱有足够的友好,问起我现在的状况,说我转系是个再明智不过的选择。我没有料到他言下的意思,显然有几分是因为这4名退学的同学。但同时,看着自己的断言实现,并且那些曾经过激的言论被越来越多的理解。我很欣慰,尽管这种欣慰一点都不值得开心,而是混杂着两种奇怪的情绪,一种是惋惜与痛心,一种是庆幸与祝福。但在昨天晚上,当我听到杨健又一次若无其事地谈起这些退学的故事的时候,我多半是一种凄凉的难过。

那天我和郝二在餐馆喝酒,他还说想在清华办一本杂志,从各个方面介绍生物专业的情况,读者群面向低年级同学,尤其是入学新生。尽管我不能断定他的这种做法是否必要,是否可取,但我始终欣赏他的热情。我对他的建议只有一个:尽量保证这本杂志的客观公正,积极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办杂志,就不要带任何主观的介入。但我也同时认为,认知一件事物,必须得靠自己去亲身经历、体会、反省、感悟,从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条出路。任何其他人的建议都不会干扰这条认知轨迹,只可能加快速度,或者是减缓。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晚一点知道事实的真相,或许会更好。就像我们寝室去了密歇根的那位哥们儿,现在就发展得挺好。早一点知情,往往会首先乱了阵脚,而失去了更多的选择的可能性。除此,我剩下的唯有祝福,唯有祝福。

PS:前天跟就业指导中心的朱红老师聊天,说起几个创业的故事,其中有两个比较著名的都是生科院的博士,百丽吧的崔怡和寻味网的陈涛。我猜测: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聪明,不如说是被逼无奈。我想起《在路上》的那句歌词:那一天,你不得以上路,为了不安分的心。我不知道03级生物技术的 Mummy同学会不会创业,更不知道他又能做成什么样子。他选择了一条相对保守的路:不喜欢,不从事,但仍要一张硕士文凭。我以前很有些看不惯 Mummy的做派,但现在更多的是理解与尊重。人活着都不容易。



在《个人与组织的未来》一书中,查尔斯·汉迪以这样超然的笔触写道:“随着年事渐长,我越来越关心较长远的事,因为我们向前眺望的距离,就恰似于向后回顾的距离。”他把希望寄托在“年轻的老者”身上,并希望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汉迪是一位早慧的学者,他甚至在40多岁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对于未来的展望。在几乎同一时期(70年代中后期),无所不能的德鲁克也开始关注未来的管理趋势,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将这些思想整理成:《未来的领导者》、《未来的组织》、《未来的社区》等三本著作。

我们迄今无法考量的是,这股对于未来世界的研究风潮,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托夫勒1970年《未来的冲击》一书的启发。但无可置否的是,汉迪、德鲁克们已经突破了眼量上的局限,以领跑者的身份开启了视野宽广的眺望。或许,这些眺望是对于日益变得混沌、复杂、不确定的管理学科的唯一有效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管理学科是一门理念驱动下的学问,而管理,也是一种对于风险与不确定性的预期与操控。

那些关注于现在的管理学家,通常是解决一时问题的好手,但这些偏重于实用主义技巧的研究,尽管也会引领一段时间的热潮,却往往非常短命。比较典型的是企业再造理论。而那些具有开放性的,看起来甚至异常简单的概念,却能够因为不同企业家,不同维度的解读,而日久弥新,《追求卓越》与《基业长青》,或许就是这样的作品。

在现今存世的管理思想家当中,我比较钦佩的是亨利·明茨伯格与迈克尔·波特。尽管他们的视野还不够宏大,姿态也不够优雅,而这两点是我评价大师的固有标准。但他们的才能的确超越了同侪。前者总是能够一针见血地直击问题的本质,胆大、嘴狠,无所顾忌,而且,他的《战略历程》也表明了对于历史与未来的研究热忱。后者足够清醒,以理性的模块化思维,轻易突破了战略管理的疆域,《国家竞争战略》即为例证。

而且,这两位在管理学教科书上已经待了很久的大师,现在也足够的年轻,学术生命力依然旺盛。明茨伯格69岁,而波特,只有61岁。他们分别在34岁、33岁那年,因为《管理工作的本质》与《竞争战略》,享誉世界。他们业已成名,但还拥有足够多的机会,这或许正是时间能够反馈给他们的最好的礼物。

PS:在写编号1的时候,我就做好了写足4篇的准备,并拟好了相应的题目。回过头来看,这些文章很有些自娱自乐的成份,都是我在读书过程中偶发的感慨的集合;因此,也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缺憾与牵强。但这样的写作过程令我感到兴奋、过瘾;却也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个人感情与主观臆断。正如肖知兴所说的:“纵谈古今给人一种独特的智力上的愉悦感,但严谨的理论思考必须小心对不同分析层次的附会性跨越,有时候甚至必须有意地拒绝这种跨越所带来的理论快感。”很显然,我对这句话的后半部分,还把握得不够。

我习惯以一种“优雅而富于张力,理性但充满感情”的语调展开宏大叙事,对于历史坐标有着特殊的敏感,并惯于引用名言、典故,以弥补才智上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以前做记者时养成的劣习,也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通病。但我发现,当我对于一种表述方式的迷恋,已经超过了对于事物本质的探求时,就应当自我警醒了。“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创作冲动误以为是创作才能”,钱钟书先生曾经这样告诫我们。

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与企业家两种无法兼容的社会角色。前者执著于真理,热衷于发现事物的真相与规律;而后者,是天生的妥协主义者,关心的是投资回报率与利益分配。甚至,从来没有过才子型的商人。正如托多罗夫所说的,理性只能用于分析世界,却不能用于改造世界,理性可以诊断疾病,但对于如何治愈疾病,却常常显得苍白无力。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例是:1937年,宏观经济学的守护神,凯恩斯,在美国股市上损失惨重,考虑到第二次破产很可能会损害到他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的声誉,他及时退出了投机者的行列。



人生是快的,这你很快就会知道。当我回顾管理学百年历史的时候,常常会发出这样的兴叹: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而与之相对的,多少大师转眼即成云烟。不消多时,他们就会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并且,还会被一些轻狂的后生一再攻击:他们试图在这些大师的地盘上,勉强找出几个缝隙,钻进去安身立命。或者,培上一层芬芳的新土,招人耳目。前者诸如亨利·明茨伯格,后者诸如汤姆·彼得斯,吉姆·柯林斯,彼得·圣吉。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抱怨晚生了50年。事实上,真正的大师往往会遭遇恰好相反的命运。正如尼采所说的:他们“在死后才诞生。”例如,玛丽·福列特。

那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时代,弗雷德里克·泰勒、亨利·福特、小阿尔弗雷德·斯隆,巨人轮番登场,风头正劲,一时无俩。但是,当他们以极度的理性创造着巨额财富的时候,这些工作疯子们忘记了:其他人都是正常人。所以,当生物学家出身的梅奥提出霍桑实验的时候,世界为之震动了一下,他们感受到了人文主义的温暖。

而在此之前20年,玛丽·福列特就提出了更加深刻的洞见:人是任何商业活动的核心,或者说,人是任何活动的核心。她甚至提出了:没有责任,就没有参与,这比梅奥的工作场合人性化的观点,不知道要超前了多少年。在50年后,她的思想以“授权”的形式为人称道。她主张建设性的冲突,以整合的态度处理分歧,并提出“最成功的领导者能预见而不是去实现未来的前景”,领导是一种“互惠关系”,一种“追随的合作关系”。在100年后,这些观点依然富于现代色彩。

所谓先驱,就是先被时代所遗弃,继而在灰烬后涅磐。但值得庆幸的是,总有一小撮聪明的年轻人会像捡到宝贝一样,把这些思想小心翼翼的收藏好。在若干年后,他们也成了金子。西蒙,赫茨伯格都是这样的年轻人。日后也有一位大师,终其一生,不断提出与福列特相近的观点,他的名字叫做:彼得·德鲁克。后者以这样动情的笔触写下:她曾经奏响了管理学交响乐的每一个音弦,她是管理学的先知。

我不知道对于福列特的忽略,有多少是因为她的女性身份,事实上,她也终身未嫁。但也有极少数的女性管理学家足够幸运,或者说,足够强大。例如,莉莲·吉尔布雷思。她与丈夫一道进行的“动作研究”,在管理学的历史上写下传奇性的一笔。日后,这对夫妇的名字总是共同出现在教科书上,羡煞旁人。史学家雷恩评价,他们的婚姻是现代管理学的运气。

这位幼年腼腆的女性,是泰勒的忠实信徒,毕生致力于消除时间浪费与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她也把自己的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她是美国第一位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她计划生养12个孩子(6男6女),并如愿实现;在丈夫死后,成功地经营着咨询公司;并深入教育领域、政府事务,被列为“有能力成为总统的12位女性”;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美女在80多岁的时候还能进行演讲与写作,她毕生获得了30多个荣誉学位及各种称号,并收获了无数个第一;活了93岁,被后世誉为“管理学第一夫人”。

相比于莉莲辉煌,或者进一步说,彪悍的一生。伊迪丝·彭罗斯的生活归于平淡,她的思想还远远没有受到应有的认可。我们注意到,当企业刚刚起步的时候,管理者的眼睛总是盯着外面的世界。迈克尔·波特,菲利普·科特勒的著作成为人们手中的圣经。但伴随着商业的成熟,资源内生论的思想逐渐被学界认可,杰恩·巴尼扬眉吐气。但在此之前,同时又建立在内生论之上的动态不均衡学说,什么时候才能获得正名呢?只能说她太超前了,当所有人还在考虑创业问题的时候,她已经在谈论30年后的事情了。她是吾师杨斌所青睐的学者。彭罗斯或许会在平静中老去,但她的生命会再次年轻,我坚信。

PS:我以为,一旦女人着迷于一件事务,她们就会显示出偏执狂般的热情,但同时,她们又不会陷入偏执,而往往显露出一种与生俱来的平衡、周全、细致、耐性。这很可怕。当代著名学者徐淑英便是一例。这位执著前行的女性非常符合詹姆斯·马奇提出的教授标准:1.她是那种信心强大到不需要担心是否可以得到终身教授的人;2.她同时也是那种干脆傲慢到不在乎是否能获得终身教授的人。

读到现在,我眼中最强大的学者就是玛丽·福列特。她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出身政治学,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管理经验,她的所有研究工具就是她的大脑。但她的思想却在若干年后,逐渐被学界、商界同时顶礼膜拜。这样的殊荣即便德鲁克都没有。她甚至在100年前就做出预言:“自己的见解可能过于乌托邦了,只能等到千禧年才会被人们理解并接受。”事实证明,她不幸言中。这更让我着迷:那些思想究竟是怎样跑到她的脑子里的?



“我们长期以来的想法和感受,有一天将被某个陌生人一语道破”,爱默生在《我的信仰》里这样说道。其实,我很想把这句话中的“陌生人”换成另一个词:外行人。

赫伯特·西蒙是少数几位我推崇备至的大师之一。所谓大师,就是在你试图表达相关主题之前,他早已在你的正前方设置了重重障碍。有限理性,无疑就是这种让人无法绕过的命题。而且,其所造成的影响蔚为深远。他的理论后来应用到人工智能方面,也同样成为计算机领域的先驱。事实上,他是冯·诺依曼的好友。

在形成《管理行为》的核心思想之前(他年轻得令人嫉妒,还不到26岁,后来的纳什更甚,22岁),他的出身是政治学;而他的决策论思想,主要得益于他扎实的数理基础以及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再加上一点点对于经济人假设的质疑。他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成为决策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这样评价自己:“我不是经济学家出身,所以我对经济学没有无条件的忠心。我接受有道理的,挑战没有道理的。”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马克思·韦伯身上,他所确立的官僚行政组织,成为最早收到巨大实效的管理组织模式,至今依然适用。他是一名社会学家。类似的还有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在管理学领域,他享有 BC 的美谈,意味着:在钱德勒之前(相应的也有 AD,即,在德鲁克之后)。但我们注意到,这位跨时代的管理学大师,当时只是立志成为一名历史学家。还有开创了人本主义关怀的马斯洛,并不意外,他是一名心理学家,一不小心,他的需求层次理论对组织行为学造成了永久的影响。

而这些“一不小心”的背后,除了执著的探索精神,浓厚的兴趣热情,以及深厚却有不拘一格的学养知识以外,我们也要明白:这个世界的真理之间从来没有任何人为的学科界限,它甚至不是线性发散式的若干联系,而更像是一个大大的圆盘,总是有很多空地,等待不一样的人,用不一样的学问,慢慢地把它填满。管理学就是这样的一门学问。

并且我逐渐意识到,管理学的空地,更像是其他更具规模的,边界也更为清晰的圆盘的投影,这些圆盘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甚至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等。而在所有这些圆盘之上,还有一个哲学。诸如彼得·德鲁克、查尔斯·汉迪这样的大师,往往是站在最高层的圆盘上,以思想者的身份,对之下的芸芸众生,热眼旁观。所以,德鲁克才会说自己是一个社会生态学家;而汉迪说,这是一个社区。我说:神的孩子全在上面跳舞,而下届的凡夫俗子们正在忙于商业往来,乐此不疲。

PS:有一个更为诡异的例证我没有列出:全球第一CEO杰克·韦尔奇是化学博士出身。有两点理由:1.他是社会商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我们无需用考量职业经理人的尺度来考量一门学科的进步;2.实际上,这些经理人都是某个大师的门徒,韦尔奇的大部分杰作源于德鲁克的提点。同样的例证还有 GM 的小阿尔弗雷德·斯隆。而在大师领域,没有拿到经济学学位的切斯特·巴纳德也是个案之一,他之所以成为现代管理理论之父,实在是得益于后天的实际管理经验。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他广泛地学习过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

还有一个问题。管理学思想的进步很少出现在教科书里,一些零散的,小规模的专著,往往会造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态势。它只是一枚火种。后世人进行反反复复的修补、整合、编撰成书,事实上是一种才情不足的表现。我喜欢查尔斯·汉迪这样的写作者,他的一些哲学观点,足以推动思想进步与商业文明。并且在我眼里,管理学思想就应该是如此优雅而简洁的。詹姆斯·马奇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想法的美感比它本身是否有用,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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