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很多,又似乎什么都没有说。或者是,说了很多,但其实只是不停的复述。这是我对许知远的《中国纪事》的评价。

在许的身上,似乎总有一种对于周遭事物的莫可名状的疏离感,一种格格不入的纠结。在《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那里,是一种对于个人身份,个人存在价值的困惑与拷问;在《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那里,是一种对于9.11之后的世界剧变的无所适从与喋喋不休;而在《中国纪事》这里,则是对发生中的中国社会的质疑与焦虑。

这种焦虑所倚赖的基础是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不平衡。而对于这种不平衡,许的观点往往是从他的道德坐标系出发而进行观察与验证的。所得出的结论经常性的流于一种千篇一律的慨叹与呼吁:人心不古,人心不古……在许的内心深处,似乎总有一个过去的时代,这个时代可能是五四,也可能是综合了西方文明的一个虚置的存在,在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干净,民风淳朴,没有鲁迅先生笔下的任何毛病。

显然意见的,许的这种表述方式,最容易勾起一种普遍的认同情绪。毕竟,任何人在面临变化的时候,潜意识里都想拥抱过去。而批评一个社会的道德痼疾,是每一个国民所最擅长的。不信,你大可以去听听街头那些大爷大妈嘴里,关于执政党诸多问题的言论。其间的差别,或许只是他们说的内容没有许的深刻,全面,当然,也自然没有许的那种腔调。

其实,许的语言风格,是我一直读他的作品的一个原因。在《中国纪事》里,他还提到了他刻意追求的这种腔调:神态超然却又充满温情。许知远说他的这种尝试并不成功,总是不由自主的滑向了粗暴和刻薄。但依我看来,他对于自身腔调的这种刻意追求是极其成功的。充满了一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闷得发骚,姿态得刚刚好。尽管,也的确会有些许的酸气。

我总是固执的认为,一个人的语言风格可以体现出他的品性与底蕴。所以,我从来不怀疑许知远是一个有着深重的社会责任感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有良知,也一直在追求。但我也同时认为,他的这种责任感常常是虚空的,莫须有的。尽管其实,许知远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其他人对他的这种指责:带着有色眼镜,放大、夸张一些细枝末节。

但很遗憾的,在《中国纪事》里,我尽管可以看到许知远的关注视角的转变——也就是他反复在书中引用的,赛珍珠评价林语堂的《吾国吾民》的那句话: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但我依然认为他的表述是远远超前于他的观察的。或者说,他说的太多,但其实看到的很少;或者说,他的表述,更多的源于二手的经验,而不是切身的感受与调查。

许知远永远都不能成为王小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后者在云南、山东插过乡,我们可以称后者是,插过乡的,种过地的王小波。但之于前者,我们只能夹杂着一种复杂的情绪说,他从24岁时起,就成为了知名的写作者,多年来,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成为了铅字,被最终发表。这样的经历的确让人赞叹,但,不无遗憾的,他也失去了一种成为伟大的机会。

PS:在《中国纪事》这本书中,许知远还提到了吴晓波。我觉得这两个人出奇的相似,少年成名,早早的就成为了专栏作家,供职于中国最一流的媒体,明星传媒人,关注民生,同样调调的公共知识分子。但一个重要的不同,或者说转折点是,吴晓波在33岁的时候,写就了《大败局》,自此转变成为了中国最杰出的商业作家之一。在07年年初出版的《激荡30年》,是他这一转变之后,最为大气磅礴的作品。而许知远,今年32岁。他的未来,或许还充满了变数,也正因为如此,才值得期待。

吴晓波比许知远年长8岁,许知远比我年长8岁。我更希望自己在33岁的时候,能写出《大败局》这样的作品,一方面是因为,我的确更欣赏前者;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不可能在这个年龄写出《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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