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读吴晓波出奇的早,初二那年读的《大智大愚吴先生》,只记得是用第三人称编的小故事,有江湖段子的味道,风趣幽默。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又翻倒出来,顿感十年岁月,白驹过隙。那时候读起来尤其有趣的故事,现在却没有了半点快意。

如果不是封面漫画上那副夸张的大眼镜,我甚至都不会把《大败局》的作者与《吴先生》的作者联系在一起。如果算上近两年的《激荡三十年》的话,其间的精神气质,差距更大。

而这种差距却在另一方面见证了一位财经记者的成长。吴晓波现在更像是一位财经作家,是国内最好的企业史作家之一,蓝狮子财经丛书的出版策划人,致力推广商业阅读。

2008年,我在太多的地方看到他的身影。年初的时候出版的《激荡三十年》(下),FT中文网上的专栏,《经济观察报》上的专栏,在《波士堂》中担任嘉宾,在年末“第一财经”推出的《激荡·1978—2008》中作为总撰稿人和多个年份的见证人。这一年,吴晓波因为《激荡三十年》以及改革开放30年的特殊时点,个人声望也达到了顶点。2009年初,他照样拿出了《跌荡一百年》(上),在他的博客中我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他税之乡》也是由蓝狮子策划出版的。

吴晓波在更大的平台上显示出了一位江南才子的游刃有余。不管是写书编书,还是出版策划,他像是一位旗手似的卓然前行,高歌猛进;正像他在《激荡三十年》的序言中所写的那样:对历史的本质我始终迷惑不解,而这似乎也成为他写字的动力。吴晓波组织了一个企业史“写作班子”,在这条路上继续着他的“光荣与梦想”。令人期待的是,他刚刚40岁出头。

但像吴晓波这样的书写者并不孤独。

在8年前,一位叫许知远的年轻人加入了刚刚创刊的《经济观察报》,他第一次见主编何力的时候,就显示出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一进屋就把脚放在了茶几上,好像这是他的办公室”,因为在他的眼里,报纸应当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而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他满心理想主义地想跟同事办一张“亚洲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在那一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其间那种莫名其妙的忧郁气质,感染过许多同样心怀梦想,但却找不到出口的年轻人。那一年,他成为《经济观察报》的主笔,只有24岁。

吴晓波在许知远后来出版的《新闻业的怀乡病》中作序:

“对于一个以‘致富’为唯一生存准则的时代,丛林法则和达尔文主义的盛行似乎是一种必然。但是,总归要有那么一些人去呵护住最后那点理想的火星,总归要有那么一些人用夸张和尖利的声音去引导精神的方向。我们都是最终达到不了目的地的人——我甚至怀疑以‘天生全球化一代’自诩的许知远们能否真的走到那里。但是,在很多时候,这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像稻草人一样地矗立过,历史的大风总要从这里吹过,我们和它处在同一个方向。

“我相信,总有一代人会实现我们的梦想。”

许知远后来出走《经济观察报》(2005年),还是因为理想。他在博客中透露了离开的原因:这个机构的正义感的彻底丧失。而正是在这一年的8月,许知远出版了《新闻业的怀乡病》。他在书中提及,在离开《经观》之后,他打算办一份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生活》那样的杂志;10月,许知远的单向街书店开张,日后这家书店以及单向街·沙龙成为了北京城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现在已有4家分店;还是在这一年的12月,许知远创办了《生活》,一本人文气质浓郁的高端杂志。

许知远后来还出版了《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纪事》,笔触是一如既往的优雅,基调是今不如昔的忧伤,但在水平与格调上却很难超越,或者说是突破先前的作品,即便是最早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人们批评他文风浮华,缺乏逻辑感,心怀天下而又显得“无病呻吟”。但他甚至可能比任何人的批评都更懂得自己文字的优缺点,也就是他一直刻意追求的腔调:神态超然却又充满温情。但遗憾的是,他仍然在重复自己。

但是这种重复却从没有远离他最初的梦想:我希望利用文字来表明一种生活态度,来阐述某种道理,甚至有点粗暴地规定某种道路。更明确地讲,我是一位非文学类作家,是一位喜欢对世界进行广泛发言的知识分子。

坦诚地说,这些年来,许知远只是离这个梦想更近了。他成名很早,现在也只有32岁。

“依靠写作获得荣耀”的年轻人并不只有许知远。《经济观察报》的编辑方军就曾经这样开玩笑似的向吴晓波介绍过这个孩子:“这是小了几岁的许知远。”

他叫李翔。同样看起来腼腆,戴眼镜,留着半长而又散乱的头发。他在09年1月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商业领袖访谈录》,是他近年来采访商界名流的结集。

也是吴晓波作的序。他在序中提及自己大学毕业之后初次采访大人物鲁冠球时的心情:心绪大乱而不知如何提问。他说自己的这个后遗症甚至留到了今天。“这样的经历不知李翔是否经历过,但从此书中看到的景象是:他已然具备了跟知名者对话的从容与镇定。”

像我在读李翔采访李开复的章节中就被他的机敏与冷静“吓”到了。他问李开复现在有没有压力,来自哪方面?

李开复说,现在压力大一些,主要来自自己,因为总想做最好的自己。他解释说:“当一个人觉得他拼命工作跟随便做结果差不太多,他就没有很大的动力,但是当你觉得如果多努力一点,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响和努力的效果,看到自己对公司的帮助,那你就更愿意去做事。”他的这个回答看起来很美。

但我没有想到李翔的问题那么刁:“你指你的上一家公司开始变得更官僚?”

李开复反应很大,“这个是你想要的,炮轰微软官僚?”

李翔问:“那你前面是在讽刺谁?”

李开复回答:“没这个意思,我指的是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差别,还有总部和子公司的差别。子公司更像是自己的企业,所以我会感觉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可以对公司有帮助,那我就很愿意去做。”

但李翔还没有完,又接着追了一个问题:“可现在Google也在变大,而且它变成大公司的速度更快。”问完了再问:“你是怎么做到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李开复说:“我觉得是,尽量少让决定卡在我这边,然后我希望每一个做经理的都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放权,尽量让每个人有最大的做决定的权力。”李翔再追:“这和你个人有很大的关系。”

读这样的对话,我甚至能感受到当时采访现场隐约暗涌着的火药味儿。因而为这样聪明、镇定的记者而感动。要知道他还是个80后,所以我在读到这些采访录的时候,经常被这种与年龄很不相称的成熟、老到吓到了。

在李翔4、5年前的博客日志中,我读到了这个年轻记者真实的侧面,那时候他刚刚加入《经济观察报》不久,他用窦唯的那首《噢!乖》形容自己的心情,“爸爸,妈妈,你们可曾原谅他,原谅他总是不爱多说话,也不说有什么想法”,他说自己“像小时候来到陌生的环境中一样羞涩。但是我知道自己有多喜欢这份报纸。如果没有亲自经历过,没有人知道一个20岁的年轻人第一次来到北京第一次给自己喜欢媒体打电话要求去实习时候的心情。我从来不跟别人讲自己的过去,因为我老觉得自己能够超越过去,但是我发现对这份报纸的感情始终没有绕过去。何况现在的包括离开的人,他们给了我多少机会和帮助。我只能惭愧自己没有做的更好。”这篇日志叫《温暖的一天》。

他问自己“是否不够勤奋?”担心自己写不出好稿子,在《积极生活》的日志中,他鼓励自己要心态平衡,要有耐心和永不停息好奇心,满怀善意,坚决勇敢,与众不同,不拒绝改变。他说:“我们有这么多要做”。他还援引了同事许知远的话,“想一想我们有多少大场面没见到过,有什么理由沮丧”,“一个人活着就要让别人觉得振奋,不能让人看到你还觉得垂头丧气。”

他也抱怨自己的“知识面如此狭窄”,坦陈心底的慌乱:“我自认为是内心虚弱的人,这种人很容易被同化。所以,当我整天听到一些似乎如雷贯耳的大人物的名字时,心虚难受就更不必说了……世界上的东西,原来是这么多啊……”

在这些文字中,我读到了一个理想者的焦灼、困惑,以及困惑之后的奋然前行。

“我发誓,我一天睡4个小时也不能保证我每天就能写出3000字来。对于抱怨我不够勤奋的人我不知道该不该这样去回答。”

他评价凌志军的新书《中国的新革命》时说,“这真是一本让做记者,志在非虚构写作的人汗颜而绝望的书”,“比起来,记者之辈愚笨如我,真像是吃白饭的。”

而在2009年,这位自称愚笨的记者一下子拿出了两本著作《商业领袖访谈录》以及《共和国记忆60年》。他还不到27岁。

他在《访谈录》后记中谈到“词语和句子都是我最甘甜的酒”,他也谈到了许知远、吴晓波和凌志军;他说,如果没有这三个中文作家,我敢担保我一定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做什么。

而在三个月前,我在吴晓波的博客中读到了他谈凌志军的日志:“给凌志军的北京家里打电话,凌夫人赵晓东说,‘凌志军的声音会很弱,他不是故意的,请你见谅,因为他的声音响不起来。’电话这端,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赵晓东告诉我,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凌志军的脑瘤奇迹般地消失了,不过他身体还是很虚弱,需要长时间的休养。这是我近段时间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之一。”

这些写字的年轻人志同道合,因此心心相依。

我突然想起《南方周末》著名评论家鄢烈山的那句话:人人都会有“青年”, 却不一定有“青春”。只有那些富于青春激情的创造者,为推动这个时代的进步而有所建树的人,才会在“时代”的年轮上留下印记,不算枉度了青春。

吴晓波在今天(2月3日)的博客中写到:开始写字。



说了很多,又似乎什么都没有说。或者是,说了很多,但其实只是不停的复述。这是我对许知远的《中国纪事》的评价。

在许的身上,似乎总有一种对于周遭事物的莫可名状的疏离感,一种格格不入的纠结。在《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那里,是一种对于个人身份,个人存在价值的困惑与拷问;在《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那里,是一种对于9.11之后的世界剧变的无所适从与喋喋不休;而在《中国纪事》这里,则是对发生中的中国社会的质疑与焦虑。

这种焦虑所倚赖的基础是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不平衡。而对于这种不平衡,许的观点往往是从他的道德坐标系出发而进行观察与验证的。所得出的结论经常性的流于一种千篇一律的慨叹与呼吁:人心不古,人心不古……在许的内心深处,似乎总有一个过去的时代,这个时代可能是五四,也可能是综合了西方文明的一个虚置的存在,在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干净,民风淳朴,没有鲁迅先生笔下的任何毛病。

显然意见的,许的这种表述方式,最容易勾起一种普遍的认同情绪。毕竟,任何人在面临变化的时候,潜意识里都想拥抱过去。而批评一个社会的道德痼疾,是每一个国民所最擅长的。不信,你大可以去听听街头那些大爷大妈嘴里,关于执政党诸多问题的言论。其间的差别,或许只是他们说的内容没有许的深刻,全面,当然,也自然没有许的那种腔调。

其实,许的语言风格,是我一直读他的作品的一个原因。在《中国纪事》里,他还提到了他刻意追求的这种腔调:神态超然却又充满温情。许知远说他的这种尝试并不成功,总是不由自主的滑向了粗暴和刻薄。但依我看来,他对于自身腔调的这种刻意追求是极其成功的。充满了一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闷得发骚,姿态得刚刚好。尽管,也的确会有些许的酸气。

我总是固执的认为,一个人的语言风格可以体现出他的品性与底蕴。所以,我从来不怀疑许知远是一个有着深重的社会责任感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有良知,也一直在追求。但我也同时认为,他的这种责任感常常是虚空的,莫须有的。尽管其实,许知远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其他人对他的这种指责:带着有色眼镜,放大、夸张一些细枝末节。

但很遗憾的,在《中国纪事》里,我尽管可以看到许知远的关注视角的转变——也就是他反复在书中引用的,赛珍珠评价林语堂的《吾国吾民》的那句话: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但我依然认为他的表述是远远超前于他的观察的。或者说,他说的太多,但其实看到的很少;或者说,他的表述,更多的源于二手的经验,而不是切身的感受与调查。

许知远永远都不能成为王小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后者在云南、山东插过乡,我们可以称后者是,插过乡的,种过地的王小波。但之于前者,我们只能夹杂着一种复杂的情绪说,他从24岁时起,就成为了知名的写作者,多年来,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成为了铅字,被最终发表。这样的经历的确让人赞叹,但,不无遗憾的,他也失去了一种成为伟大的机会。

PS:在《中国纪事》这本书中,许知远还提到了吴晓波。我觉得这两个人出奇的相似,少年成名,早早的就成为了专栏作家,供职于中国最一流的媒体,明星传媒人,关注民生,同样调调的公共知识分子。但一个重要的不同,或者说转折点是,吴晓波在33岁的时候,写就了《大败局》,自此转变成为了中国最杰出的商业作家之一。在07年年初出版的《激荡30年》,是他这一转变之后,最为大气磅礴的作品。而许知远,今年32岁。他的未来,或许还充满了变数,也正因为如此,才值得期待。

吴晓波比许知远年长8岁,许知远比我年长8岁。我更希望自己在33岁的时候,能写出《大败局》这样的作品,一方面是因为,我的确更欣赏前者;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不可能在这个年龄写出《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了。



在他的心底,有一种悲从中来的忧伤,这种忧伤来自于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世界与日益庸俗化的现实生活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让他焦虑,让他忧心忡忡。他的人性深处始终存留着柔软和温情的一面,而没有随着所谓的社会化的成熟而变硬变冷,以至于他始终是个“即使在人群中也倍感孤独”的人。

他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而这本身也暗示着他已然意识到自己与周遭的疏离和格格不入的窘迫。他无法逃避,而又无所适从,于是,他选择了写作。正像他所说的,写作是他将世界辨别清晰的一种愉快的手段。

但这种写作只能带来思维的乐趣,因为他笔下流淌着的分明是心底无限的忧伤。他一次次地使用引语,并不是简单的与伟大的心灵靠近,更是在无限向往着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可能是古希腊、文艺复兴、五四,也可能仅仅是80年代,它们或许本身并不那么美好,但因为“逝去”而变得诗意盎然,并且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些。

这个处在社会巨变中的年轻人本能似的对过去、传统抱有无限的眷顾,而对当下的愈益技术化的生存模式产生厌恶和抵触。他潜藏着的深层次的人文关怀让他自觉地肩负起他的社会担当,但,那时候的他显然还太单薄。

他一方面忙不迭地宣告着自己的长大和卓尔不群:一条人文主义的狗;一方面又深深陷入了对过去、往生的无限怀念:燕园的回忆。他“迷失于阅读”,是因为他想从那些曾经和他一样年轻的知识分子身上找到力量和方向,使他不至于那么那么地忧伤,而他终于也如愿以偿地感受到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表明一种生活态度,阐述某种道理,甚至规定某种道路,他发出了自己的第一声呐喊:重建象牙塔。

而这一切,也就是他之所以写就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的原因,也就是他为什么是许知远的原因。甚至,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是“许知远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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