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为人津津乐道的一段狂言是“打着望远镜也找不到对手”,他现在也坦陈的确说过这句话,而且也这样认为,但是后半段话是,“我看到的都是我学习的榜样,这家公司不错,我得好好学学,咦,这个也不错……”

在中国,恐怕还没有哪一个企业家能比马云更火。他的每次出场发言总能引得满堂喝彩,掌声与笑声不断。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说,“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为失去这样一个由小企业发展而成的巨型企业感到相当遗憾”,引起党内热议,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甚至专门组团到阿里巴巴参观,“我特地来看看,马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看完了说,“马云,浙江的一个宝。”在媒体的聚光灯的一再放大下,马云近似被神化了。而另一个像神一样的企业家比尔·盖茨在博鳌论坛中也给予他高度评价,说他是“亚洲的盖茨”。

他似乎又变成了一个不能输的人。但至少从现在看来,他犯大错误的机会并不大。他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机警与好学。马云最可贵的地方可能就在于这一点。他也不是完人,收购雅虎中国可以说就是下了一步臭棋,但是他从中学到了东西,“这样的并购经验可以保证我们以后再碰到公司并购,少犯错误”,马云还说,“我努力不犯致命的错误,但我并不能保证。我唯一能保证的是,每一次错误之后,能够迅速改正。”

好一个“每一次错误之后能够迅速改正”!

马云在08年抛出的“过冬论”被一再证实之后,他再次被人誉为天才。实际上,他在0102年的冬天过得实在很冷。他眼见着新浪、搜狐、网易因为赶在互联网的冬天之前上市,而“手有余粮,心里不慌”,而王峻涛的8848就差了一天没赶上上市,现在已经近乎销声匿迹了。在07年,嗅觉极好的马云学会了这一招,香港上市让他拿到了近20亿美元的现金。所以,他在08年才会那么从容镇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王”。

马云是那种“天才”与“苦才”集于一身的人,天赋异禀,同时勤奋过人。你甚至都难以想象他的领悟能力怎么会那么强?而且,他总能从各种地方,利用各种资源学习。他01年举办“西湖论剑”,邀请各路大侠切磋武艺,还包括教主金庸。但唯独他从武侠中悟得了真经:这三年时间的低迷,互联网的低迷,刚好给了我们去组建阵法的最好的时间。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这个低迷的时间,让我们去做本来应该去做,但是绝对没有做好的事情。

他总是向最好的人学习,他说自己“有幸认识人类最顶尖的四五个人,感受他们,学习他们”,但他同时又很清醒,“和稻盛,我必须要和他在经营理念、哲学层面、人的层面、道的层面上交流。理的层面必须要和杰克·韦尔奇谈。机会层面要和比尔·盖茨谈。要学习生态系统的层面,要和沃尔玛谈。你希望获得长期发展的思想,去看巴菲特……”于是我们看到了,在匪夷所思的08年,马云又去修炼内功了,他去日本向稻盛和夫请教“人的问题”,后者是日本经营四圣中唯一存世的一位。马云说:“只有你到了这一阶段,人文的关怀,终极的思考一定要跟得上,不然底蕴不够了。”在国内,他做了比“西湖论剑”更远一步的事情,组建了“江南会”,这个会馆有点像“泰山会”,人数极少,但是高手云集。

这位浙商比任何人都懂得向别人学习,这让我纳闷,这是不是那片商会云集的土壤孕育出来的共同基因?但他似乎又总能比别人棋高一着。我们看到,06年马云再出妙棋,把百安居的中国区总裁卫哲,长江商学院的三驾马车之一曾鸣,招致麾下。万科王石在听说马云从传统行业挖来CEO卫哲之后,震动非常大,或许是因为他只想到了向索尼学习,没想到马云直接开始抓人了,于是有了07年的“007计划”。而像曾鸣这样的著名教授则从另一方面为阿里巴巴提供了前瞻力,曾鸣这样阐述自己的价值:“阿里巴巴做的全都是创新的东西,创新意味着过去的经验没法用。这个时候理论是具有价值的,理论是对过去经验的一个升华,然后你把过去的经验做一个体系,再想法设法用这个框架预测未来”。

如果说马云有什么核心竞争力的话。我觉得一个是他的经验,这多半来自于苦难;另一个就是他的团队,这是他的智囊。马云在《赢在中国》,或是类似的场合慷慨布道,但实际上,那些真切的创痛感,别人无从分享;而真正令他自豪的是他在阿里巴巴创建的文化,他调教高管团队的高段。他神乎其神的地方在于,总能把每个雄心勃勃的创业伙伴都变成并非不可替代的经理人,并且使他们为一个理想经冬立夏而不言悔。他说,“公司内每个职务都有三到五个人可以顶替上去”,“公司不能被个人绑架”。

他总是出人意料,令人防不胜防。他创建了“干部轮休制度”,把软银的孙正义吓了一大跳,赶紧打电话过来说“这是我想了16年都没敢做的事情”;他将“以自己满意或者不满意”作为总裁考核的标准,旗下的5位总裁听到之后差点“跳到天花板上了”;他还向共产党取经,成立了互联网界独一无二的“组织部”,着眼于干部制度的建立、干部的成长和企业文化的发展与传承——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向共产党学习了,此前还进行过“延安整风运动”、“抗日军政大学”和“南泥湾开荒”;他最近一次的神来之笔是把李琪、孙彤宇这些18人团队成员支到国外去学习,面对媒体“杯酒释兵权”的谬论,他总算有一些生气了,“我比他们看得更透,他妈的出去享受人生,理解生命、生活,再回来。”

实际上,他的脾气并不太好,或者说,曾经很不好,现在强了一点儿。这让我觉得这位好学生更加真实。他特别像刘香成的那则比喻,“就像水上的鸳鸯,浮在水面,看上去优雅而从容,但是水下的双脚却在不停地滑动。”这样的好学生理应受到众人的尊敬。



我很难完全客观地看待达娃之争,尽管仅从投资者关系来说,宗庆后并不占理。但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诞下的一个畸形儿。如果说宗庆后有错,一部分责任肯定在他,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于时代。因为同样的产权问题也困扰过储时健、潘宁、李经纬、倪润峰等等,他们都是一时无两的能人,但时代并不为过错买单。

所以,我把宗庆后在达娃之争过程中的一系列煽动民族情绪的做法,看成一个企业创始人对企业最终控制权狗急跳墙式的坚持。不道德,姿势也不好看,但是可以理解。因为,当我在NHK相关报导中看到宗庆后当年骑着三轮车到小学校门口卖水的镜头时,我真的感动。

并不是每个民营企业家都有着朱新礼那样的达观,他们中的很多人恐怕更接近于宗庆后,他们做不到把企业当儿子养当猪卖,他们情愿把企业当老婆养,不容任何人插一足。

而且这样的养法实在也没有错。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对民族品牌或多或少地还是有一些偏爱的。至少我是。当我知道哈啤是外资100%控股的时候,我更愿意要一瓶雪花,或者是青岛,尽管后两者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始终记得郎咸平的那则比喻: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是翱翔在中国天空上的两只秃鹰,他们是吃尸体的。所以当我得知是达能搞垮了乐百氏的时候,我更能理解宗庆后对达能的蔑视了:“什么全球500强,你就是屁!”

我始终把金融看成一种工具,用好了很好用,但是作为一种工具,它只能充当一种辅助的手段,去为企业成长这个大目的服务。它只能在这个地位了。尤其是08年爆发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去看看美国、英国这些虚拟经济强国的惨样儿,我们就更应该庆幸有一个实体经济兜底是多么的踏实了。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想想很对。

所以,我只支持以管理为目的的控股,反对以投机为目的的投资,对产业整合持保留意见。我知道很多人相信规模经济,但我总是很保守,我认为一个15岁的男孩或许有机会生很多孩子,但很难当好一个爹。经营企业归根到底还是看组织能力。我固执地认为,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创业家与职业经理人,而不是金融投资家。管理能力不管是落实到人还是企业,都需要足够的时间养成,而当手段过度目的化之后,我总觉得这件事很危险。

当我们把眼光从纷乱复杂的法律纠纷中抽离出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承认宗庆后的才能。他所领导的娃哈哈曾经连续10年占据中国饮料市场的头把交椅,市场份额平均在15%左右,2005年5月最高时达到22%,直到2007年康师傅才超越娃哈哈晋级中国水王。

宗庆后的过人之处在于创造式的采用了“联销体”营销模式:经销商先打预付款给生产商,然后在一个圈定的区域市场内精耕细作,双方藉此形成一个长期而稳定的经销关系。娃哈哈凭借这招独门绝技在全国建立起细密、紧实的营销渠道,尤其是在二、三线城市。

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看似牢固,实际上却很脆弱,价格稍一波动,对它们的打击就是毁灭性的。这些关系的两端不是契约,甚至也不是诚信,而是简单的利益关系。因此,维系“联销体”的关键就是始终保有热销的产品,以便能使这个链条上的各级经销商都有足够的利益分享。这些脆弱的关系最后以高度集权的方式集合在一个人的手中,那就是宗庆后,因为只有他拥有妥善处理这些关系的全部智慧与过人勤奋。

娃哈哈在全国设有46个办事处,是的,仅仅是办事处,不是分公司,不是事业部制,这对于一个覆盖全国市场的水业巨头来说,多少有些不可思议。

但它始终生存。这就不得不令人钦佩宗庆后掌控全局的能力了,况且,按照德鲁克的说法,企业的经营目的在于创造顾客,一靠创新,二靠市场营销。稍一细想就会发现,娃哈哈正是这两点的践行者。而按照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陈春花的说法,营销的本质是通过组织形态对经销商实行的有效管理。宗庆后的“联销体”模式对此的诠释又是何其生动!

或许我们更应该关心一家公司的死活,而不是一场纠纷,甚至一个企业家的人品。尤其这件事很复杂,这个人像个谜。好在,娃哈哈暂时赢了,它的水还是纯净的。



他看起来依旧像个朴实的老农,一笑起来像极了罗中立的《父亲》,满脸沟壑;但却有着诡异而又非凡的人生。

他21岁农村插队;29岁考入浙江农业大学;36岁到斯坦福读硕士;91年在硅谷创办 Future Labs;96年创办 WebEx(网讯)——那时候,功用非常相似的微软的 Netmeetings 正夺人耳目;2000年,网讯在纳斯达克上市,市值16亿美元;而在2002年,微软废止了Netmeetings,在稍后的一次会面中,比尔•盖茨对朱敏说:“敏,我打不过你。”

到这里,朱敏的故事还没有完,或者说,他的另一种传奇可能才刚刚开始。2005年,朱敏创办了赛伯乐中国投资;2007年,思科以32亿美元收购了网讯。这个价格高得令人咋舌。因为在几乎相同的时间点,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只用了17.5亿美元,Google收购Youtube的公报价是16亿美元。

回到中国的朱敏说,他认为邓小平非常伟大,是他的留学政策送我们出国,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不会回来,也很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他说,“这就像下围棋,中国这盘围棋在这个角上陷入困境,改革是要把这个角做活;开放,是把子布到别的地方去。我想,我是这么多子里面一个活子,我自己把它弄死掉就太可惜了。从个人角度来讲不可惜,但在邓的战略中如果我不回国,在美国等着退休其实就是一枚死棋。”

朱敏现在是国内最优秀的天使投资人之一,他看得懂趋势,善于商业模式的创新,有创业经验与国际视野,甚至有很好的理论抽象能力。现在,他更像是一位慷慨的教师。

朱敏的人生代表了一种可能。强大的学习能力与不灭的理想主义激情在他身上奇妙的结合为一体。他已经60多岁了,他说,武林高手到最后宁可被杀,也不会躲在一边待着。

朱敏本身是一种精神,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奇缺的企业家精神。

PS:半年前有个朋友打电话问我,你想不想创业。我突然愣住了。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才想通:我不是创业的那块儿料子,至少现在不是。我愿意坦陈这一点。我花了两三个小时的时间研究朱敏,此前我研究过唐骏,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不是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像朱敏,在他插队的时候就玩过商业模式创新,搞修车承包,后来搞对上海的零配件外包,还用舟山的鱼换过甘肃的铜,这听起来很像牟其中的“罐头换飞机”。

朱敏的思路和常人不一样,他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看到IBM招聘程序员的广告,他就很高兴,因为下面留的广告被撕去的很少,这意味着竞争对手很少,而他这时候也根本不懂编程。还好,这样的故事在他的人生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之后的日子中也多次重现。

关于朱敏的报导,做得最好的是《环球企业家》的《学徒》,我看完之后热泪盈眶。

朱敏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史玉柱的传奇色彩有多少,人们对他的误读就有多多。史玉柱这个人很神,4000元创业,1年后就是百万富翁,2年后拥有千万身价,3年后资产过亿,当时做社会调查,青年人的偶像第一是比尔·盖茨,第二是史玉柱,那时他还不满30岁。等到97年之后最惨的时候,史玉柱的身价是负2个亿,他说自己是中国“首穷”,后来据他回忆,2个月解决了生存问题,2年赚够了还珠海的钱,从2000年开始还钱,3年还清。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我有个观点,看一个企业家要客观,这种客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他还原成普通人来看,二是把他的成功放在社会大背景下来看。就拿史玉柱来说,他的失败是始于多元化经营,巨人集团甚至卖过衬衣、领带,史玉柱后来很后悔。但是事前能不能避免?我觉得很难。一个企业家的路径就像一个男人的情史,如果一个男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几段回忆,多半是不能,而非不愿。除非初恋就遇上了至爱,而且这个女人还有值得他追求一生的魅力。这样的企业家也有,比如比尔·盖茨。但是史玉柱没有这样幸运。我也很难理解,当一个年轻人只用了3年时间就拥有了上亿资产,他怎么会不狂妄呢?

史玉柱最出轨的一次是在珠海盖了巨人大厦。当时泰山会的前辈劝他别冲动,包括柳传志与段永基,他压根听不进去。我有次看《对话》节目,有一个观众站起来就说,一个搞IT和保健品的去盖楼,那就一定要垮;稍有点常识的人就知道一个楼怎么能盖到70层?我觉得这个观众不是一般的没常识。

巨人大厦这段历史在吴晓波的《大败局》中并没有详细披露,这位财经作家仅仅是说了由于资金链断裂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探究的话,便会发现其中宿命般的悲剧色彩。有三重悲剧:第一重是政绩工程,巨人大厦从18层到38,到54,到64,再到70层,其背后的推手是珠海政府,但是史玉柱是有责任的,领导找上门了,他没有管住内心欲望的膨胀,但考虑到中国国情,这件事恐怕又没那么简单。第二重是天灾,就在巨人大厦选址的地下,暗藏着三个断裂带,这还不算,又恰好遭遇了珠海百年不遇的两次大水,淹没了地基,使工期推后了10个月,损失了3000多万。但史玉柱后来回忆,尽管如此,那10个月他的手里还有1.5亿的现金,但因为无法施工,投到了其他地方。第三重悲剧就是人祸了。97年巨人大厦资金链断裂,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全国整顿保健品市场,导致巨人集团营业额大幅跳水。但是巨人大厦最后缺了多少钱呢?仅仅是1000万。史玉柱哭诉,“我就差1000万,巨人集团资产规模5个亿,区区1000万的小数目根本不算什么,可眼下这一关就是过不去。”——让他过不去的一个导火索仅仅是一篇新闻报导,《“巨人”史玉柱身陷重围》,史玉柱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说了一句:“天塌了。”

史玉柱至今痛恨媒体,他坚持认为是媒体毁了三株,也是媒体害了自己。一夜之间,昨日的伟大变成今日的卑鄙。史玉柱后来说,我们的文化是成王败寇的文化,对失败者的宽容太少。耐人寻味的还有一笔,2002年《南方周末》以头版刊登《脑白金真相调查》,史玉柱在办公室里憋了三天,暴风雨并没有如期而至,他说“没事了”。

理解史玉柱还要把他放在社会大背景下来看,我们的市场环境毕竟有太多的机会与太多的不规范,所以才催生了史玉柱这样的商业奇才。战略学者曾鸣在《略胜一筹》中把中国企业分成两种,一种是“机会经营者”,一种是“产品经营者”,可以说,史玉柱与他的巨人至今仍然是“机会经营者。”而史玉柱的奇绝就在于他每一次都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商机。

但是如果只把史玉柱看成一个很会打广告的投机者,那未免太片面了。他始终坚持谈两点,先是要有好产品,然后通过广告把信息传递出去。他现在对投资谨慎的很,大起大落终于让他度过了商业青春期的冲动,资金链断裂给他留下了一个很好的病根:负债率始终控制在2%以下,只要超过5%,史玉柱就会坐立不安。

我总觉得我们这个社会有种怪味道,“不患寡而患不均”,天生对商人不太又好,对他们所取得的财富既羡慕又鄙夷。史玉柱就在这两种眼光中被无限的放大了,而他的一些闪光点却被冷冰冰的忽略了。比如,他的内心是很有良知感的,法律上并不要求他必须偿还1.5亿的欠款,但他认为那是人民的钱,他掏腰包还了;他很可能是最懂得产品定位的老板,他的创富史比特劳特的《定位》更加生动;他把毛的思想有创造性的运用在了商业领域;他还可能是最懂得领导学的老板,即便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他的团队也没有弃他而去。

史玉柱曾经不无发酸地对马云说,为什么我们都是经营企业的,人们管你叫企业家,而我只能是一个商人。——在很大程度上,或许是因为史玉柱所涉足的领域都是道德灰色的,不管是保健品,还是网络游戏。但是我一直坚持认为这没什么的。

我早先看过一部传记电影叫《性书大亨》,讲的是美国著名色情杂志《好色客》的创始人拉里·弗林特的故事,这位很有几分邪恶的大佬至今都认为自己在做着天底下最光辉的事情——满足人民的色欲。他的故事又让我联想起菲利普·莫里斯——万宝路的老东家——这家基业长青的百年老店,它的历代经营者秉承着这样的观念:香烟是好东西。

史玉柱或许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不道德,从他经营网游的那一天起,他就设定了一系列规则谢绝未成年人入内——这些规定甚至走在国家、行业法规的前面。同时,他也设定了防止成年人上瘾的游戏规则。史玉柱说自己每天睡得心安理得,网游也是一门生意,他能做的都做了,做不到100%杜绝未成年人,但是做到了99%。

不管外界如何评论,史玉柱现在还在吃巨人的保健品,玩巨人的网游,他单纯而固执地认为,这些都是好东西。

PS:在史玉柱最潦倒的时候,他亲身实践了市场调研,戴着墨镜,自己开着小车全中国跑。路过武汉的时候,他与居民区的老头老太太们聊天,发现这些老年人很喜欢吃补药,但是又不好意思总跟儿女开口。这件事对他的印象很深。史玉柱事后回忆,他发现了市场需求,而广告就是要直接说出消费者的心声。于是那条脍炙人口的广告词就诞生在巨人集团——今年过年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但不是史玉柱想出来的。



冯仑是一位耐人寻味的企业家。他并不像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商人,而更像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喜欢谈论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社会民生,热衷于商会与公益。冯仑的学问在这个层次的企业家圈子里也是顶呱呱的好的,除了陈东升,很少有他这样懂学问的,一直读到了博士,而且在体制内做过正经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说话写字受过专业训练”。

他所创办的万通也很有趣,单论公司实力,万通可能并不那么显眼。但是“万通系”却是中国地产业最令人侧目的群体。早先的6个合伙人,如今都是响当当的老板,其中最出名的是潘石屹与易小迪。从万通先后走出来过40多位老板,冯仑也笑言,万通是有“老板基因”的。

我对冯仑的兴趣从去年年初在猎头公司实习时就开始了,那时候刘彦超在晨会时介绍过一本书叫《野蛮生长》,我才知道地产界还有个叫冯仑的——可见我当时的孤陋了。去年上半年的时候读过一遍,没品出味道;最近重读,才觉得真是好。

依我的看法,一家企业的成长与企业家思想的成熟度密切相关,其思想的成熟度又集中体现在经营哲学上。你看这个企业家能说出多深的话,就知道他的功力到了哪个层次了,以此也能推知他能带出什么样的队伍。“万通系”的队伍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有冯仑的功劳。

我不知道万通六君子分家的时候,冯仑的功力究竟到了哪个段数,但至少在现在看来,他的思想境界已经与柳传志、李东生、张朝阳这些大佬们在一个量级上了。冯仑今年参加过特别多的活动,也因为写了本奇书而曝光率激增——我是他的粉丝,他的什么东西我都是追着看——依我看来,冯仑最主要的哲学思想有两点,与柳传志等人不谋而合。

第一点是不争即争,第二点是守正出奇。第一点说的是管好自己,尤其是管好自己的欲望,“勇于牺牲,敢于胜利”,“伟大是熬出来的”;第二点说的是管好企业,“简单、专注、持久,人生可以得以自由”,先守得住正,才能出得了奇。冯仑的这些言论其实与西方的管理学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与柯林斯的《基业长青》。

冯仑还有两点我非常欣赏。第一点是向优秀的人学习,他自己管这叫做“学先进”,在90年代初的时候,冯仑就和王功权两个人跑到深圳万科去跟王石请教,现在还在提“学习万科好榜样”;另一点就是从历史中学习,每次遇到一个难题,冯仑就自己找个地方读历史,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这种智慧很不简单。

我推崇冯仑还因为他特幽默,特好玩。张瑞敏好不好,肯定比冯仑厉害,但是他太正经;冯仑是特逗,讲段子的功夫了得,尤其是荤段子。但是这样的人也注定出不了张瑞敏那般的大格局。冯仑太丰富了。他有许多企业家之外的才能,这是他的魅力所在;但是放在商业圈里,这样的优势也算是另一种不利了。

PS:人民爱看乐子。依我看来,中国企业界如果少了这四位爷,恐怕会少很多乐子。第一个是任正非,他神秘,在某种程度上,看企业家就像看女人,越神秘越性感,越矜持越风骚,任正非露得最多的那次是绝杀李一男,看得人直咽口水;第二个是史玉柱,他太电影了,而且是大开大合的结局,自己却显得无辜,史玉柱在还债的时候接受过很多媒体的采访,我通看下来,觉得许多人都错怪他了,他邪门不假,但人也单纯;第三个是马云,他特卡通,也在一个卡通的世界里玩得风生水起,小嘴儿倍儿伶俐,马云至少说明了一件事,一个商人未见得读过多少书,关键是能从生活中读书悟道,有没有悟性很关键;第四个就是冯仑,他是个“杂种”,读到博士,做到老总,体制内外都混过,学界商界全通吃,有文化,也低俗,前者叫正经,后者叫正常。打个比方,一个30多岁的女人在外面端庄周正,这叫正经;与老公在家里那啥的时候,如狼似虎,这叫正常。正经又正常,这人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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